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中我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持續增長速度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國民經濟運行至今，也積累了深刻矛盾，國民經濟若要繼續維持健康、穩定、快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是必然的選擇。我國經濟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陣痛”且可能延續一段時間，但轉型中的負面影響將趨于減弱：國家產業整體布局趨于合理，區域經濟發展趨于平衡，東西失衡的經濟結構得到初步修正，經濟社會發展較之以往更為均衡。

　　目前國家產業調整政策效應開始顯現，“萬商西進”對于推動“中部崛起”助力巨大；同時東部發達地區許多省市、許多產業已成功實施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東部產業轉型遷移對中西部的溢出效應凸現，中西部開始步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高科技行業、新興服務業、節能減排及環保行業逐漸成為我國轉型經濟的熱點和主流，已展現出強勢發展的勢頭。

　　當然，我國經濟轉型之路才剛剛開始，其蘊涵的巨大潛力尚未充分顯現。我們預測，如果產業結構成功完成轉型遷移，我國可能迎來至少10年的新一輪經濟快速穩定的發展期。

　　⊙ 中信建投證券研究發展部

　　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即在國民經濟物質資料生產部門之間和各生產部門內部建立起最佳的比例關系，對各國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2008年中國經濟既面臨通脹持續高企等“內憂”，又有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減緩等“外患”，如何度過“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并把中國經濟發展引入持續、穩定、健康、均衡地發展道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已被納入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成為求解我國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的關鍵鎖鑰。

　　(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時空環境

　　1、外企群體性“逃離”與撤遷——現象與成因

　　最近一段時間，在山東青島的韓國企業“夜半逃逸”事件一時鬧得沸沸揚揚。不獨山東境內的韓企，長三角及珠三角的港臺資企業，也經常發生個別企業老板為逃避員工工資而丟棄工廠和工人不管的“半夜逃離”事件。除了非正常“逃離”的企業，東部沿海地區大批外企正有計劃地撤廠或遷移。根據深圳貿工局的統計，自2005年以來，共有500多家企業遷出深圳，這些企業的年產值約150億元。此外，預計珠三角地區今年約有10%，7000家港資工廠將停產，這個比率可能是20年來最高的。

　　外企撤離外遷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一是企業運營成本大幅提高。隨著經濟的發展，珠三角地區勞動力、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產要素的價格與國內部分地區逐漸拉開，此即業內所謂的“三缺四漲”(缺工、缺地、缺電；油價漲、工薪漲、租金漲、原料漲)；二是出口退稅等國家政策調整降低了部分出口企業利潤，增加了資金運營壓力；三是人民幣升值給企業帶來不小壓力；四是東部的環境承載力趨于飽和，推高了土地成本。加上民眾健康意識與環保意識的覺醒，污染企業已難覓棲身之地。

　　2、外企撤遷的蝴蝶效應

　　目前外企撤遷的蝴蝶效應已開始顯現，廣州海關《2008年2月廣州企業進出口統計簡報》數據表明，今年2月份來料加工出口同比下降21.7%。珠三角9個城市出口增幅僅為0.5%，增幅下降20.2%，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產品如鞋類、玩具、塑料(14590,-40.00,-0.27%,吧)制品的出口下降幅度為7.2%、27.9%、38.3%。

　　面對珠三角傳統產業的內移趨勢，各省市招商團聞風而來，目前中西部地區各省已經做好準備并紛紛采取各種措施把握產業轉型升級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以振興本地區的經濟發展。

　　(二)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內外宏觀經濟背景

　　1、全球經濟發展放緩加劇——黑云壓城

　　對于2008年全球經濟發展形勢的判斷，雷曼兄弟在《全球：2008年經濟展望》用“黑云壓城”來作比，可謂畫龍點睛。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尤其是美國經濟減速，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應該說是多方面的。有的影響已經顯露，并且還會繼續顯露。比如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礦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持續上漲，明顯加大了中國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威脅，也增加了控制通貨膨脹的難度；美國經濟減速直接的結果就是減少了其對外部需求，受此影響中國對美國出口已現疲態。這種貿易格局表明我國產業結構亟待調整、優化，一些勞動密集型、商品附加值較低的中小外貿企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嚴峻挑戰。

　　2、我國經濟形勢及產業環境——困境與出路

　　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從總體上或基調上看是好的，但毋庸諱言，2008年中國經濟既面臨通脹持續高企等“內憂”，又有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減緩等“外患”，2008年將是我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各種矛盾與困難交集在一起，我國經濟形勢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戰。

　　(1)困境之一：CPI的“降”與GDP的“升”，孰為先？

　　自2007年底，CPI指數一直往上直竄。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認為，目前存在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為全面通脹的風險；與CPI增幅加速相比，由于政策性緊縮、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和經濟自然減速等因素疊加影響，2008年GDP增幅呈下滑趨勢，有理由相信2007年的GDP增速是這輪周期的峰值。如果經濟增長有下拉動力，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還在延續，這個時候的宏觀調控是要保經濟增長，還是要抑制通貨膨脹？政策取向將決定中國能不能挺過這一輪全球經濟蕭條。

　　從歷史經驗來看，反通脹通常都將“犧牲”部分經濟增長，因此，為控制通脹，2008年GDP增速下降勢所必然，政府決策層將不得不在降低通脹與保持增長之間艱難地做出取舍。

　　(2)困境之二：貨幣政策是嚴格從緊還是適度調整？

　　面對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過熱現象，200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貨幣政策由“穩健”改為“從緊”。各方對于治理通脹的必要性并無分歧，主要爭論焦點在于緊縮的調控政策是否會使經濟走入一個下行通道，過度調控是否會使經濟政策誘發出新的社會問題。具體說來，當前貨幣政策至少面臨以下幾方面考驗：一是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加大，緊縮貨幣政策和全球經濟放緩的合力可能導致GDP增速大幅下降，增加了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二是中國企業盈利增長在2007年第四季度開始放緩，比市場預期早了一個季度，如果過度嚴控信貸總量可能使實體經濟難以承受。三是頻繁采用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使得中小銀行流動性明顯吃緊。四是人民幣大幅快速升值對出口沖擊很大。

　　單就目前的宏觀調控而言，如何在緩解通脹壓力的同時，又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壓迫。這些不僅考驗著宏觀調控的智慧，更需要開闊的眼界。

　　(3)困境之三：產業升級與就業壓力如何兼顧？

　　今后一段時期，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將不斷加大，而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結構的變化將產生重要影響。美國經濟學家奧肯發現，在3%的GDP增長率水平上，GDP增長速度每提高2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下降1個百分點；反之，GDP每下降1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上升1個百分點。奧肯定律被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明，也就成為調控宏觀經濟、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依據。

　　我國是人口大國，安置就業任務特別繁重，尤其是今年“勞動就業法”的實施更加重了就業安置的緊迫性。東部產業轉型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撤遷，相應地結果就是大量勞動崗位的減少和失業。因此，勞動就業因素可以說是我國產業政策制定過程中不可逾越的政治現實。

　　從目前我國現實環境來看，維持適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符合我國的資源稟賦特征和比較優勢原理，因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與重視生產技術進步如何兼顧；產業轉型如何穩妥地轉移勞動力，實現產業升級與就業保障的兩不誤，實現產業轉移與勞動就業的同步梯度遷移，將考驗產業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二、我國產業結構矛盾問題及產業結構升級的障礙

　　(一)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偏高，第三產業比重明顯偏低，而且內部結構不合理、效益偏低。此外，GDP的地區結構、地區差異擴大。從人均GDP的變化情況看，中國的區域經濟結構形成了東部沿海較發達、中部地區處于工業化早期、西部地區總體還較落后的梯度格局，且東部與其它各部的差距在這幾年中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

　　當前產業結構不合理的主要表現是：三次產業結構比較粗放和落后，服務業在GDP占比中依然偏低；產業集群程度較低且表現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生產供給結構不能快速應對國內外市場需求的變化；產品結構陳舊，多數行業中一般產品相對過剩，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產品短缺；企業組織規模小而散，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優勢；主要技術裝備、生產工藝落后，勞動生產率低；高素質勞動者和管理人才缺乏等。

　　(二)基礎產業發展滯后

　　目前我國基礎產業發展落后，特別是農業基礎薄弱、后勁不足。農業落后既是其它產業部門不能很快發展的原因，又是其它產業部門相對落后的表現。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落后已經成為長期阻礙全國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瓶頸。這一方面是由于國家缺乏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和地區政策支持基礎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各個地區在扭曲的價格體系下，受地區利益驅使，不注重基礎產業發展而發展一般加工工業，致使加工能力過分膨脹，加深了結構性矛盾。

　　(三)與市場格局不匹配的產業結構阻礙經濟發展

　　從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要求來看，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還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滯后的產業結構嚴重影響資源的重新組合，從而影響整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其次，某些地區落后的產業結構嚴重阻礙經濟運行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降低了企業參與國際價值鏈分工的能力。

　　(四)產業結構趨同性嚴重

　　地區產業結構趨同是我國產業結構中的一個長期現象。上世紀90年代之后，通過經濟調整和政策調控，各地區盲目建設情況有所緩解，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地區工業結構趨同卻沒有改變。改革開放以來存在的產權關系混亂和對企業的行政管制，依然阻礙著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趨同性還造成生產能力過剩、產品供過于求，引發了過度競爭，加劇了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的緊張，導致地區經濟割據和自我保護現象日趨嚴重，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基于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我國產業升級路徑

　　(一)全球產業價值鏈類型

　　全球產業價值鏈理論中最重要的三個問題是進入壁壘和租、控制權和鏈條位置的升級。參與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必須具備資源稟賦上的比較優勢或者人為創造優勢，比如技術和產品差異。但是價值鏈條中眾多的“價值環節”，并不是每一個環節都創造等量價值。實際上不但只有某些特定的價值環節才能創造更高的附加值，而且某些輔助或支撐環節并不創造價值(并非說它們不重要)。這些高附加值的價值環節一般就是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戰略環節，誰抓住了這些戰略環節誰就抓住了整個價值鏈，誰也就控制了該行業。產業價值鏈的控制者控制著鏈條的生產布局和升級機會，只有得到控制權才能獲取更多的租。由此可見，要保持全球產業競爭優勢，關鍵是掌握該產業全球價值鏈上的戰略環節。

　　(二)基于全球產業鏈環節中我國產業升級的路徑選擇

　　依據全球產業鏈演進發展理論，結合我國產業發展現實條件，要實現我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升級有以下三條路徑選擇。

　　1、技術創新生產者驅動的我國產業升級路徑

　　這是基于生產者驅動下的我國產業升級路徑，意即生產者通過各種投資途徑在全球市場上組織商品生產和銷售，最終形成生產者占主導的生產網絡體系。在我國，重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當走這條升級路徑，因為此類產業的核心環節是研發與設計，占據了該環節，就控制了整個價值鏈的核心。但問題是在我國這類產業中，核心技術多為國外所有，因此，技術創新必不可少。

　　2、品牌運作產品采購者驅動的我國產業升級路徑

　　這是基于產品采購者驅動下的我國產業升級路徑，意即擁有強大品牌優勢和完善銷售渠道的產業主體，通過全球采購和OEM生產等組織起來的跨國商品流通網絡，形成強大的市場需求，拉動那些奉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或地區工業化進程。屬于購買者驅動的產業大多是輕工業，如服裝、食品和小家電等。這類產品本身就有市場，技術集成度相對較低并且存在大量的競爭者，銷售占據這類產業核心環節，因此，在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鏈中需要將努力重點放在自身銷售渠道和品牌形象的樹立上。

　　3、基于中介驅動下的我國產業升級路徑

　　系統整合中介組織是指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商品生產者與商品經營者之間以及個人與其它社會組織之間，從事服務、協調、評價等活動的組織與機構。中介驅動的作用在于運用專門知識和智力勞動向社會提供特定的產品或服務，通過發揮溝通、協調、監督和信息反饋等功能，整合產業主體之間的經濟聯系，及時傳遞有關市場信息，有效溝通供需雙方，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交易進程，提供最佳的決策方案和管理模式，進而促使完整的生產和銷售體系的形成與演變發展。

　　目前我國產業發展所能依靠的資源、低勞動力成本等優勢已被利用到極限，進一步實現經濟質的飛躍只能靠產業升級。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產業升級都將成為我國經濟騰飛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