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權柄正落入誰手？

　　在整個8月，臺灣首富郭臺銘成了中國商界和傳媒界的眾矢之的。他旗下的富士康公司以名譽誹謗的名義，控告《第一財經日報》的兩位記者，不但開出3000萬元的天價索賠，還以訴訟保全的方式凍結了兩位記者的賬戶和房產。

　　這場風波很快蔓延成整個傳媒界與一家強硬公司的激烈對抗。當我剛剛聽說這個消息的時候，還開玩笑地給《第一財經日報》的總編輯秦朔發了一個短信：“不知道你要分攤到多少呢？”一向缺少幽默感的秦朔當即回復，他說記者手中有確鑿的證據，并懇請我可否寫一點評論什么的。而當我看到富士康凍結了記者財產的時候，我這才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

　　中國傳媒記者一直在一種十分惡劣的環境中艱難地生存著。即便是在商業界，輿論的權柄似乎已經日漸落入資本及寡頭們的手中。在這樣的時刻，《第一財經日報》因一則報道而被要求天價索賠，便顯得十分的耐人尋味。

　　郭氏蒼狼氣派能走多遠？

　　富士康在發動訴訟時，不針對報社而直指記者個人，這大概是首富及他的天才部屬們密謀的想法。他們應該知道中國記者的平均年收入是多少吧，以此近似恐嚇的方式來對社會公器發動攻擊。我沒有看到過如此愚蠢的行為了。這家我以前非常尊重的臺灣公司正在走向“輿論公敵”的角色。

　　郭臺銘在臺灣被人稱為業界的“成吉思汗”。這其中大抵有敬畏，也有其他難言的蘊含。他在《虎與狐》的傳記中還曾自比“地瓜”和“蟑螂”。透過這些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極其自信而又百無禁忌的不世豪杰。在我看來，他是蒼狼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此次天價索賠，倒也自有他的郭氏氣派。

　　不過，將這樣的蒼狼氣派用在對付傳媒上，卻可能是這位“成吉思汗”要傾轍的地方。這位已經在自由經濟世界中奮斗了30年的企業家，不應該不知道自由社會媒體的作用與職責——他如果不知道，他的謀士們也應該告訴他了——強權，以及類似強權的恐嚇式行為，已經與事實本身無關，而牽涉到作為一家公共公司以及著名人物對于輿論自由的認同與理解。

　　這一事件在喧囂了兩個多星期后，以富士康公司的步步退讓而演進。先是公司將索賠額從3000萬元降低到1元錢，接著，兩方達成和解。風波未進入司法程序便告落幕。

　　企業借此要警醒什么？

　　在今天的中國，富士康不是壓榨員工最厲害的企業，富士康也不是第一家狀告媒體的企業，甚至，它還不是第一個天價索賠者。早在2003年，《深圳商報》便因報道長虹“遭巨額詐騙”而被要求索賠3000萬元。但是，富士康卻是第一個動用法律手段凍結記者財產的企業。這一舉措把整個中國傳媒界逼到了傾家蕩產的死角。如果富士康得手，日后任何企業在遭遇媒體質疑的時候，都可以請一個律師，標一個嚇死人的索賠價格，然后把記者的賬戶凍結掉，天下還有公平正義可言嗎？

　　事實上，正是富士康那種缺乏反省的姿態，以及類似強權恐嚇的蠻橫做法，把矛盾推到了激化的邊緣。而這正是所有企業在日后都要警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