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dat 計劃在四月成立“新標準研究所”(New Standard Institute)，作為一個數據庫和創新中心，研究所旨在幫助時尚行業采納更佳的實踐。為了追蹤經常被引用的行業數據的來源，她飛遍全球各個角落，與專家和行業內部人士打了無數個電話。她發現，有些數據似乎是編造的，例如服裝行業雇傭了全球六分之一的勞動力，以及 80 %的服裝工人是女性。至于時尚行業對環境的影響，雖然確實數據更多了，但數據質量不見得更好。

“如果如此重要的數據也是假的，那會顯得很可笑，”她說。“我們發現環境方面的造假數據很少，但存在更大的數據缺口。”

時尚行業為第二大污染行業的“事實”早已被多次證明是假的，但時尚行業無疑仍是世界上最“骯臟”的行業之一。服裝生產所用的材料來自于石油和農業等高污染行業。生產過程經常會用到刺激性化學品并消耗大量水資源。全球供應鏈把商品送到了世界各地。未售出的和穿舊的衣服又增加了廢物數量。

但我們對時尚行業的內部運作機制仍缺乏了解，這給解決該行業的環境問題帶來了阻礙。環境影響不夠明確會成為時尚行業不作為的借口。盡管為了減少環境足跡，更多品牌加入了相關全球倡議，但許多品牌缺少做出有效改變所需的信息。

“無知是福，”丹寧服生產商 Saitex International 的創始人 Sanjeev Bahl 說，該公司為 Everlane、Eileen Fisher 和拉夫勞倫集團(Ralph Lauren Corp)生產牛仔褲，環境足跡較低。“你可以為自己樹立支持環保的虛假形象，沒人會追究你。”

許多品牌制定了旨在改善環境足跡的目標，但在確定工作方向和具體方法時，它們經常使用劣質信息或不完整的信息。

“如果如此重要的數據也是假的，那會顯得很可笑。”

由于更多品牌開始尋求改善可持續發展足跡，各大組織團體正在開發更多的工具和數據庫，供時尚企業應對環境問題，例如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Council of Fashion Designers of America Inc)的可持續發展指南和 Bédat 的 NSI 。品牌和活動人士認為，為了提升數據收集和責任追究水平，宏大的目標是第一步，而且時尚行業對環境問題已足夠了解，是時候迎來重大變革了。但如果最終沒有獲得確實數據的支撐，這些目標會因為無法衡量進展而變得毫無意義。

2018 年，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多家時尚大牌聯手制定了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業憲章。開云集團(Kering SA)、博柏利集團(Burberry Group PLC)、Hennes & Maurtiz AB 和 Inditex SA 等企業均已簽署該文件，并做出了一系列承諾，包括到 2030 年減少行業碳排放量 30 %。

這些企業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弄明白它們要減少的是什么。

“對可靠數據的需求當然很大，我們也在努力滿足這一需求，”聯合國時尚行業應對氣候變化負責人 Lindita Xhaferi-Salihu 說。她還提到，參與制定行業憲章的時尚品牌正在收集必要的信息。

即使是目前關于時尚行業對氣候造成影響的最優質分析，仍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這份發布于 2018 年的分析報告估計，時尚行業約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 8 %。ClimateWorks 為報告提供了資金支持，但未在報告上署名。盡管對報告表示支持，但 ClimateWorks 認為在“準確計算”碳排放量方面還需要開展更多工作。負責本次研究的咨詢公司 Quantis 表示，碳排放量的計算方法不盡相同，但它們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滿自信。

如果缺少這種信息，在實現更負責任的運營的過程中，時尚行業會盲目行動。

“設定行動目標的企業將面臨嚴峻的問題，”紡織業專家 Linda Greer 說。在去年年底之前，她一直在領導非盈利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協會(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ce Council)與時尚行業之間的合作。“它們需要能有效衡量行動成果并為行動提供指導的數據，但目前幾乎不存在這種數據。”

開云集團多年來一直在分析自身對環境的影響，包括碳排放、水資源消耗和污染，但該集團的分析也存在盲點。開云集團的目標是到 2025 年建立一個完全透明、負責任的供應鏈。該集團在去年表示已完成目標的 95 %。

“如果你不去做分析，不了解你對環境的影響及其原因，你不可能制定出改善措施，”開云集團首席可持續發展官 Marie-Claire Daveu 說。

如果缺少這類信息，在實現更負責任的運營的過程中，時尚行業會盲目行動。

時尚行業還要走多遠才能準確了解自身對環境的影響?我們可以從開云集團(全球最大的時尚企業之一)面臨的挑戰中看出些端倪。

為了衡量企業或產品的環境足跡，需要理清已發展好幾十年的復雜行業體系，而人們對這一體系幾乎沒什么研究，監管也少得可憐。盡管時尚行業多年來一直在討論改善供應鏈的透明度和對供應鏈的了解，但許多品牌壓根沒有采取行動。全球時尚議程(Global Fashion Agenda，簡稱“GFA”)的數據顯示，約一半的時尚企業沒有為可持續發展采取任何行動。

時尚企業迅速參與到了流行倡議中，例如禁用動物皮毛以及制定空洞的長期目標。這么做有利于企業宣傳，促進銷售增長。但數據分析無法產生相同的轟動效果。

“不幸的是，時尚企業希望展示的要么是巨大的數字，要么是性感的故事，它們對展示信息不感興趣，” Colour Connections Textile Consultancy 董事總經理 Phil Patterson 說。“從產品生命周期的開始到結束，衡量指標和分析應貫穿其中。”

可持續服裝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簡稱“SAC”)由 200 多個品牌、零售商、生產商和行業觀察機構組成。自 2011 年成立以來，該組織一直致力于開發一套統一的工具，用于衡量產品、工廠和企業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但開發十分遲緩，而且依賴主動上報的數據，因此數據缺失嚴重。

“每一個階段的數據庫都存在嚴重的數據缺失問題，” SAC 前董事 Greer 說。“我們花了七到八年時間來收集數據，但還是無法提高數據的數量和質量。”

2017 年，僅有 7000 家工廠完成評估，注冊參與 2018 年評估的工廠還不到 6000 家。而 SAC 一開始設定的目標是到 2018 年，參與評估的工廠要達到 20000 家。

SAC 認為，它的成立宣告時尚行業首次開始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要解決該問題還需假以時日。該組織還表示去年又增加了 48 名成員，并認為這是時尚行業愈發傾向于變革的標志。

“我們即將開發出推動變革所需的衡量指標，” SAC 臨時執行董事 Amina Razvi 說。

“每一個階段的數據庫都存在嚴重的數據缺失問題。”

數據缺失讓企業開展氣候友好型運營變得更加復雜，例如權衡不同材料的利弊和成本變得更加困難。

舉例來說，因種植地點和種植方式不同，不同棉花的環境影響差別很大，但這一差異并不一定會體現在評估其環境影響的工具中。相比之下，再生聚酯的水資源利用率更高，但存在微纖維污染風險。

“目前壓根沒有能讓品牌了解其環境影響的工具，” Stella McCartney 可持續發展及創新總監 Claire Bergkamp 說。

Stella McCartney 一直處在追求綠色時尚的最前沿，目前正打算委托開展新研究并分享研究成果。

面對目前存在的知識缺口，時尚行業不應止步不前，而應采取行動提升環境績效。

“時尚企業在兩個問題上陷入了困境，一是希望基于證據采取行動，二是希望時尚行業行動起來，” GFA 首席可持續發展官 Morten Lehmann 說。“形勢緊迫，我們必須迅速采取行動，但我們不能隨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