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動態】兩會關于減稅的呼聲水漲船高。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把“實施結構性減稅”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

　　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接近9萬億元，達到89720億元，同比增長22.6%。與此同時，財政收入首超10萬億元，達103740億元，增長24.8%。兩項指標遠遠高于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去年GDP增速為9.2%。

　　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公眾的“稅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業又雪上加霜。

　　因此，減稅不僅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發展大局。

　　現在各界將苗頭對準了間接稅。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在珠三角企業調研后指出，當地企業的稅負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稅就拿走25%了，其余如教育稅、城建稅、價格調節基金等雜稅就有二三十種，費有18大類，60多項。

　　為了維持企業正常運營，這些間接稅和行政收費自然會變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比如饅頭等生活基本資料都含有苛捐雜稅。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

　　總裁楊元慶也直言：現在已經不只是高檔消費品國外比國內便宜，耐克鞋這些大眾消費品也是如此，“我們的聯想電腦在國內沒有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里面，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問：中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1/10，為何卻要多花費20%-50%的價格才能買到同款產品?

　　即使減稅已成社會共識，且具備了相應的國家財力，但要順利實施，尚需深層制度變革配套。

　　首先，處于輿論風口浪尖上的財稅部門并不能獨立完成減稅任務。結構性減稅意味著“兩高一資”的行業就不能減，戰略新興產業就該實施減稅，小微企業的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應該進一步提高，小微企業的所得稅減半征收。但要執行到位，就必須由工信部、發改委、商務部等職能部門全力配合，麻煩的是長期以來操作上屬于先收再返，往往變相演化成“跑部前進”局面，為變相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最終吃虧的還是權勢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約減稅的不是具體操作方案。

　　眾所周知，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地方分灶吃飯，在國富民窮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國富地窮。廣東地稅局局長王南健代表說：“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為了完成不停加碼的任務和指標，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財政，甚至是增加收費項目，甚至是下達一些不切實際的財稅增幅指標，“這是逼著地方干壞事”。

　　一個佐證是：現在基層鄉鎮政權債務沉重，總額在14萬億元左右。而這些負擔往往通過“三亂”等方式轉嫁到企業和公眾頭上。

　　更嚴重的問題卻在于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披露的現實：“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啊!”劉錫榮說，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劉錫榮說：“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干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

　　其實，這個數據保守了：據《中國2009年人權事業進展》一書中說，截至2009年，中國共有290萬少數民族干部，占公務員總數的7.4%，由此算出，中國公務員應該有3918萬人左右。如果加上變相吃皇糧的事業單位職工、央企高管、政府編外人員，這個數據將更加驚人。

　　這揭示了稅費沉重的一個主要誘因：官員太多了，百姓養不起了。

　　劉錫榮開出的藥方是盡快出臺“編制法”，將各部門各地區設官用人的規模納入法治化軌道，并接受納稅人的監督。

　　此外，中國干部盡管取消了福利終身制，卻一直沿襲福利待遇終身制，形成只進不出的沉重供養負擔，與國外總統下臺立即需要自謀生路形成巨大反差。

　　當然最根本的舉措還是盡快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盡快進行行政體制變革，按照服務性政府的要求轉變職能，全面依法行政，從與民爭利轉向為民謀利。

　　記得上次政府全面機構改革已經是1998年的事了，時任總理朱镕基說：哪怕前面有地雷陣，有萬丈深淵，也要勇往直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因此，中國減稅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全面調整，更有賴于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層變革。(-最專業最權威的鞋業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