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鞋網-行業新聞】5月上旬，央行第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后的一天，鄭兆富(化名)跟企業朋友打聽到一個新項目：生產一種新型包裝薄膜。

    “技術含量高，利潤率100%，國內外都有市場。”老鄭聽著，咽了咽口水。突然，對方話鋒一轉，“這個項目，前期要投這個數。”看著他豎起兩根手指，“兩千萬？”老鄭試問。“兩個億！”頓時，鄭兆富的心涼了半截。

    20年前，老鄭開辦鞋廠，興旺時年產值三四千萬，而今，只及一半。兩年前，為升級轉型，他除了經營鞋廠，還通過抵押廠房、設備等資產從銀行貸得一筆錢，在外地組建了一家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企業，生產橡塑材料。

    今年，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僅上半年，央行已累計凍結銀行資金逾18000億元，老鄭和大批中小企業主一樣，擔心銀根收緊后的種種風險。他很清楚，如果銀行以鞋廠經營不善為由立即收貸，其將陷入巨大的資金困境。

    而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預估，如果信貸持續緊張，全國40%的中小企業恐將倒閉，規模甚至超過2008年的“倒閉潮”。死亡，或者轉型，鄭兆富太想選擇后者，但和“包裝膜”項目一樣，一切顯得可望而不可及。

    一雙鞋賺五毛

    鄭家的鞋廠位于中國民營企業發源地浙江省臺州市的橫峰街道，此處家家辦廠，戶戶制鞋，以致老鄭的一桌“麻將搭子”常常是鞋料供應商、制鞋商、外貿公司售鞋商的結構，并保持2:1:1的比例。

    據當地媒體介紹，這里是全球最大的中低檔注塑、注澆皮鞋生產基地之一，截至2007年，共有注冊企業5000余家，產品遠銷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這里，制鞋幾乎沒有門檻，只要有些積蓄，半天功夫就可建起一個家庭作坊，而幾乎所有的制鞋商都和鄭兆富一樣，走一條把“adidas”(阿迪達斯)改成“adadis”，把PUMA(彪馬)鞋上的“豹”變成“貓”的“山寨”路線。

    老鄭的訂單來自羅馬尼亞、南非、南美等國，金融危機后，雖有萎縮，但每年均超過100萬雙，并且逐年有增，悖論是，利潤嚴重縮水。“一雙鞋子，從鞋面到鞋底，每處都漲價，唯有鞋價不漲。”去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促使各種原輔材料價格一路走高，比如，鞋底所用的聚胺酯材料從每噸2.1萬元升至2.5萬元，漲幅接近20%。平攤下來，老鄭生產的100余種鞋型，成本均有6%—10%的上升。

    “而且，每雙鞋的工資漲了近1元。”繼全國大部分地區提高工資標準后，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今年二度上調“最低薪水”。據記者了解，與去年同期相比，江浙一帶的民營企業已普遍承擔25%—30%的工資漲幅。更讓外貿企業苦不堪言的是人民幣加幅升值。“做一雙鞋，最多賺5毛。”老鄭說。

    成本壓力絕非僅限鞋業。“現階段，中小企業的利潤普遍從原先的8%—10%下滑至2%—3%，部分甚至出現虧損。時間一長，這些企業勢必難以支撐。”溫州市企業家協會的一位副會長如是分析道。

    而國家工信部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2月，規模以上中小企業的虧損面為15.8%，同期增長0.3%，而虧損額度增長率高達22.3%。同時，工信部指出，規模以下的小企業，虧損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浙江省中小企業局辦公室主任蔡章生認為，情況預計比2008年艱難。彼時，約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

    老鄭的廠子，占地近十畝，一度雇員400余人，車間、食堂、宿舍，處處擁擠，一家名副其實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并曾獲得“2005年度先進基層工會”的稱號；如今，員工縮水超過一半后，工廠顯得空曠，四條流水線也有兩條因為太久未開而銹跡斑斑。

    “銀行的客戶經理來過多次，希望企業擴大規模、改善經營，減少其放貸的風險。”老鄭也想過很多辦法，比如，學習民營鞋業名企“奧康集團”將雙管日光燈換成單管，文件紙張正反面“兩用”，等等，但這些對于降低成本無異于“雞蛋里挑骨頭”。

    “前些年，我也考慮過引進國外的生產管理模式，實現全面工廠化，聘請職業經理人。”但凡事親力親為的老鄭當時看不慣這種“撒手不管”的做法。目前，他主張提價，但此次廣交會上，老鄭發現，國外客戶容許的最大漲價空間只有每雙3—4毛。

    “盡管訂單很多，但我只接老客戶的回單，最好現金交易。如今，我先要求穩，同時，謀求轉型。”鄭兆富已著手回籠資金，鋪好退路，以防銀行突然收貸。雖是自己一手養大的“孩子”，他對自己的鞋廠已無信心：死亡，或者轉型，這是低端中小企業的必然結局，唯一不同的只是葬身于哪一次經濟風波。

    至于轉型的方向，他很清楚，就是那種雇員人數少而素質高的企業，但轉眼他又擔心，自己管得了那樣的人才嗎？

    轉型之難

    鄭兆富，初中文化，如果不制鞋，可能至今仍是一介農民，而他認為，自己的處境無異于濟南那個因為無法承受菜價下跌而自殺的菜農韓進。早前，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曾來中國調研，將加工制造業這種“增產而不增收”的現象稱為“豐收的貧窮”。

    記者接觸的多位企業主都談起了“改行”，但困難在于資金和技術。實際上，溫州、臺州等地，市區中心干道都是銀行一條街，每一百米，就有十余家銀行“扎堆”，其中不少還打著“服務中小企業”的廣告，但這依舊無法緩解當前的融資之難。

    去年11月至今，為抵御通貨膨脹，我國已連續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而《華爾街日報》認為，未來，中國還可能繼續上調，使之升至高達23%的水平。目前，僅今年上半年，央行已凍結資金18000億，而各大銀行又素來偏愛大中型國企，于是，中小企業成為被“緊縮”的主要對象。

    據了解，溫臺地區，國有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已普遍上浮30%—50%。即便如此，只有資質較好的企業可以獲貸。比如，某商業銀行臺州分行，去年全年新營銷中小企業僅318戶，其中，已授信且用信企業213家，用信總額37.17億元。

    “所謂‘搶挖一批、提升一批、培育一批’，我們的基本思路就是從各個行業中篩選出優秀的企業，給予扶持，幫助其做大做強。”上述銀行的支行行長如此解釋。因此，更多“不夠優秀”的企業被擠出。

    “在溫州，村鎮銀行主要針對微小企業，但指標卡得很死。至于小額貸款公司，每個區縣只有1家。”溫州一位寄售行老板告訴時代周報，這些金融機構對于溫州36萬家中小企業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而且，小額貸款公司的放貸利率已基本達到了法定上限，即基準利率的4倍。

    正因如此，民間借貸成為中小企業吸儲資金的重要渠道。由于水漲船高，據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了解，2010年10月以來，溫州民間借貸利率一路走高，折合成年利率計，最高已達40%左右。

    實際數值則可能更高。據周德文掌握的數據，溫州民間，長期貸款的月息已漲至3%—5%，3個月以內的短期月息則高達6%—8%，甚至超過10%。以年利率折算，這些均屬于高利貸。

    記者的經歷也印證了周德文的說法。5月8日，記者托熟人介紹找到了一家位于溫州市市中心的金融機構，希望通過抵押一處價值700萬的房產，借款700萬用于項目前期投入，借期4—6個月。該公司業務人員在反復盤問項目情況后，報出的月息竟然高達5%。而且，具體借款數額視房產估價而定。

    這邊廂，銀行嚴控額度，那邊廂，民間利率高企。這樣的外部環境下，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白朋鳴認為，企業經營必須注意3個問題：首先，保持企業資金的韌性，提高抵御風險能力；其次，綜合評估企業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源，避免盲目擴張；最后，維持當前產業的同時，為企業轉型做鋪墊。

    據記者了解，這的確是不少企業的應對之策，但問題在于，由于資金實力不足，同時無法引進技術含量較高的項目，企業以一己之力幾乎無法升級。“金融危機前，廠里生產低檔的兒童服裝，如今主要承接工藝品加工業務，正在考慮改行做中低端的鞋帽。”一位絞盡腦汁“轉型”的企業主如是說道。

    “以溫州為例，早在10年前就有企業家呼吁發展技術型產業。只是，當地沒有科研資源，國家、政府的研發投入也十分有限。不過，由于溫州的民間資本實力雄厚，完全可以購入先進的科研技術、成果，但一直以來，政府未能將散沙般的民間資本擰成一股，并進行集中性的引導，因此，千億資本至今迷茫地四處游擊，進行著賭徒式的投資。”一位已經退休的溫州知名企業家告訴記者。

    銀行之劫

    “我國外貿企業量多利薄，隨著信貸減縮，部分低利潤的產能面臨倒閉，這反而能夠迫使其他企業自我調整，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白朋鳴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此種觀點并無過錯。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中小企業是吸收就業的大戶，“倒閉潮”必將致使大批勞動力富余，增加不安定因素，而且，我國的勞動者素質結構并未完成升級，“急功近利”地要求提升產業反而會影響勞動素質較低的人群的就業問題。

    周德文也力主扶持中小企業。于是，去年6月始，他在溫州學院西路的辦公室成了一批又一批企業主的聚集地，來者大多憂心如焚，帶著各種關于融資的難題。“我認為，貨幣政策已經過緊，中小企業受到了傷害。目前，70%的企業無法從銀行獲貸，被迫轉向民間。”周說。

    而這一現象又因最近幾家溫州知名民企相繼破產而引發關注。清明節后，樂清市老牌電纜制造企業“三旗集團”傳出破產消息，緊接著，溫州市龍灣區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因運營者黃鶴攜家人“出走”而停業，此后，溫州餐飲連鎖品牌“波特曼”、“港尚記”的老板嚴勤為夫婦“消失”。這些企業盡管各有難題，但共面的困境是高額的社會負債，并因資金斷鏈而倒閉。

    時代周報記者在浙江臺州、溫州等地暗訪了數家知名度不高、“默默”倒閉的中小企業后，發現了不少類似的樣本。

    比如，臺州地區A企業，主營玻璃雕花業務，銷售規模達每年5000萬—6000萬。由于成本上升、利潤下降等因素，去年以來，其流動資金被不斷擠占。今年3月，貸款到期后，某銀行要求其還款800萬。為了應急，該企業以每天3萬的利息從民間拆借800萬，計劃一周之內，再從該銀行貸出800萬償還高利貸。然而，貸款還入后，“差錢”的銀行認為該企業社會負債過高，臨時決定收回授信指標。最終，企業被高利貸拖垮。

    又如，成長型企業B，生產一種在低溫環境亦不變形的塑料管，過去兩年，年銷售額均超過億元。去年底，進一步擴大生產后，其流動資金出現1000萬的缺口。今年初，由于信貸從緊，同時，該企業已負有一定比例的民間借貸，多家銀行只承諾其500萬的授信額度，但是，南方某股份制商業銀行最終決定授信1000萬，而放貸之前，拍板的該銀行某分行行長因經濟問題被舉報，受其連累，B企業進入各大銀行的貸款黑名單，最終資金斷鏈。

    再如，溫州企業C，生產水暖五金產品，年銷售規模過億。此前，該企業分別為兩家兄弟公司擔保了800萬和1000萬的兩筆貸款。今年三四月，這兩家公司先后因利潤縮水而陷入資金危機，隨后，C企業被要求償還近2000萬的銀行債務，目前，已全面停工。

    走訪過程中，多位企業主告訴記者，如果資金問題顯現，比如，流動資金低于30%或者負債規模達到產值的40%—50%，銀行絕不會“雪中送炭”。相反，聽聞某些企業經營不善的消息，各家銀行以及民間債主會一齊收貸，成為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