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州鞋看民營經濟三十年
“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沖破,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
經過30年艱苦奮斗,如今,民營經濟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參天大樹:私營企業占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創造了中國GDP增量的約60%;解決了社會新增非農就業人員的80%以上……
而作為“中國民營經濟之都”的溫州,正是這一輝煌軌跡的最好見證者。
星星之火
清晨四五點鐘,冬天的北京寒意襲人。南城大紅門批發市場卻早已人聲鼎沸:來自全國各地的小商販云集此處,數不清的小商品被成批買賣。整個北京城,像這樣的地方有好幾十處,而在整個中國,恐怕沒人清楚到底有多少這樣的商品批發集散地。
今天,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在幾十年前是絕對不可想象的。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完成后,在二十多年時間里,公有制經濟都是一統天下。數據顯示,到1978年,全國只剩下個體工商戶15萬戶,而這其中大都是修自行車的、修鞋的,幾乎沒有什么產值。
改革開放的號角催生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萌芽。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1979年4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開局長會議,提出各地可以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第一次允許個體經濟發展。
1979年底的一天,和溫州許多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人一樣,在家門口擺攤叫賣小商品的溫州姑娘章華妹接到了一個通知——可以申請領個營業執照。她自己也沒想到,自己竟成了“全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
這個消息無疑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1980年12月,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隨著品牌打響,年廣久的生意越做越大,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
1980年,現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剛剛15歲,他一邊上學,一邊做起了賣米的小生意。當別的米廠老板都挖空心思,想從稻谷中打出更多的米,他卻寧可少打幾斤,在追求質量和口碑上下工夫。
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開始從全國許多地方陸續傳來。雖然人們固有的觀念還難以接受“個體戶”這樣的新職業,那時候的個體戶還常常被人們看不起,大家推崇的是國有企業的鐵飯碗,然而,中國民營經濟的星星之火畢竟已經點燃。
燎原之勢
在思想解放和政策引領之下,中國民營經濟的點點星火,在轉瞬間就形成了燎原之勢。此后,全國開始出現了蔚為壯觀的“個體戶現象”。賣服裝的、開飯館的、修理自行車的……民營經濟的萌芽終于破土而出。
公開數據顯示,到1981年底,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戶就已經發展到了185萬戶,從業人員227萬人,比1980年的從業人員翻了一番多。
與此相呼應的是民間創業高潮的出現。以“中國民營經濟之都”溫州為例,在溫州柳市,1979年到1981年間,涌現出了一批先富起來的能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包括五金、螺絲、目錄、線圈、礦燈、電器、翻砂和舊貨在內的“八大王”。
到了1982年,溫州的個體工商企業超過了10萬戶,約占全國總數的1/10;大約30萬的商品經銷員遍布于全國各地。
那時候的溫州,個體和私營經濟已經紅紅火火,外出打工或者經營小生意是許多年輕人的選擇。可以說,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民營經濟的發展,讓他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多了一條出路。
當時人們信奉掌握一門手藝便可以安身立命。1982年,王振滔就是以一個“小木匠”的身份,開始在大城市武漢走街串巷,靠自己的手工活養活自己和家人。然而,居無定所、食無守時的日子并不輕松。
后來,他在湖北遇到了許多推銷電器、服裝和皮鞋的溫州老鄉,這些人做商品推銷的收入比自己辛辛苦苦做木工要多了幾倍。既然別人能干,自己為什么不能干呢?1985年,王振滔開始加入推銷皮鞋的行列,并且很快就以自己的聰慧和勤奮在周遭的圈子內小有名氣。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與鞋結下了終身解不開的緣分。
改革困局
一邊是實踐領域的不斷突破、創新與挑戰,一邊是理論和觀念領域一刻都未曾停止的爭論與激辯。在改革開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一旦小部分人突然間真的先富了起來,過上了貌似“資本家”般的生活,人們傳統觀念上所受到的沖擊可想而知。
很快,各種質疑的聲音開始傳來。關于姓“資”姓“社”的討論在全國范圍內掀起。與此同時,私營經濟本身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
1982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作為民營經濟發源地的溫州,自然不能幸免。“八大王”一下成了被打擊的對象。這就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史上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到1982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案件16.4萬件,判刑3萬人,追繳款項3.2億元。
1983年,年廣久的“傻子瓜子”由小作坊發展到了雇工100多人的“大工廠”。當時社會上正存在著“雇工7人以上即為剝削”的爭論。很快,“年廣久是資本家復辟、是剝削”的說法開始傳播開來。1983年蕪湖市工商局沒收了他的全部“非法所得”。
年幼的民營經濟才剛剛開始發育,便遭遇了沉重的打擊。
此后一段時間內,各地發展民營經濟的步伐明顯放慢下來。人們的膽子小了,步子也放不開了。尤其是作為急先鋒的溫州一帶,一時間,工廠關門、商店收攤,人人自危。“八大王事件”后的整整兩年多里,當地的民營經濟都沒能再恢復之前的生機與活力。
直到1984年,中央發布一號文件指出,“在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許的經濟活動同不正之風混同起來,不可把農民一般性偏離經濟政策的行為同經濟犯罪混同起來。對經濟上的問題,主要采用加強引導和管理的辦法解決;對思想上的問題,主要用正面教育的辦法解決,都不可簡單從事。”
“八大王”最終得到平反。年廣久也得到了發展的新機會。1984年7月,他成立了公私聯營的“蕪湖市傻子瓜子公司”,公司規模最大時有500多工人。
火燒出真金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附發的評論首次提出了轟動全國的“溫州模式”。
數據顯示,到1986年,溫州全市已有農村家庭工業作坊、工場近11萬家,從業人員30余萬人,并且初步形成了蒼南縣再生紡織、金鄉鎮證件卡片、平陽縣塑料編織袋、樂清縣低壓電器等一批產值從幾千萬元到上億元不等的家庭工業集群。而剛剛20歲出頭的王振滔,當時在武漢的皮鞋銷售生意也正做得春風得意。
然而,民營經濟在自身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瓶頸。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才剛剛走出短缺經濟時期,人民群眾對商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在商業利益誘惑下,制假造假、牟取短期利益的風氣在全國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溫州就是其中之一。很快,溫州商品質量差、假冒偽劣產品多的名聲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傳開。
以溫州鞋為例,1987年前,溫州大大小小的制鞋作坊數不勝數。隨著市場越來越大,很多利欲熏心的作坊開始偷工減料,用人造革冒充真皮。更有甚者,用硬紙板代替支撐皮鞋的“骨架”和鞋底。很快,“星期鞋”成了溫州鞋的代名詞,全國各地的商家紛紛掛出“本店不售溫州鞋”的安民告示。原輕工業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出通知,將溫州產皮鞋列為重點整治對象。
1987年8月8日,武漢武林廣場一把火將5000余雙溫州“星期鞋”付之一炬。此后,圍剿“溫州鞋”的暴風驟雨席卷全國。
這對于正在從事溫州皮鞋銷售的王振滔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他剛從老家溫州批發來的皮鞋被工商人員不由分說查封,造成了整整20萬元的損失。
一時間,溫州造鞋廠紛紛關門歇業,許多從事鞋業生意的人也陸續選擇轉行。不僅是鞋,溫州許多產品都因出現質量問題,成為打擊的對象。
然而,熊熊大火卻激起了王振滔不服輸的性格:“溫州人如果連鞋子都做不好,還能干什么?”于是,他決定回老家自己做鞋。1988年,他用東拼西湊的3萬元創辦了永嘉奧林皮鞋廠,也就是今天奧康集團的前身。
春天的狂歡
1992年,對于發展中的中國民營經濟,無疑是一個值得狂歡的春天。
鄧小平在南巡時發表重要談話,沖破了姓“資”姓“社”的陰霾,確立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從而為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公經濟的健康發展掃除了思想上的障礙。
1993年4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20條,在從業人員、登記手續、經營范圍、注冊資金等各方面都放寬了政策。同年,有關部門將私營經濟不準經營的50多個品種降為35個品種。
此后,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一大批優秀民營企業,正是抓住了當年難得的歷史機遇完成了企業發展的飛躍。數據顯示,在1993年至1995年三年間,私營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66%。而奧康也成功搭上了這班春天的地鐵。
上世紀90年代初的奧康,在中國鞋業還名不見經傳。但憑借政策的寬松和市場的不斷擴大,奧康還是在溫州鞋業里立住了腳。
王振滔回憶,這條路走得并不容易。公司是在溫州鞋名聲最不好的時候創立的,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消費者的不信賴。當他帶著奧康建廠投產后生產的皮鞋重返武漢市場時,半個月都無人問津。大家根深蒂固地覺得溫州的皮鞋質量不行。后來王振滔毅然貼出了“保質期六個月,出現質量問題,以一賠二”的告示,這樣才逐漸有顧客光顧,慢慢打開了市場。
賺到了錢,生意也做了起來,但王振滔并沒有因此止步。他果斷地把資金用到了擴大再生產中。
而到1995年,溫州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家族式管理的弊端開始顯現,奧康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王振滔再次嘗試民營經濟的新模式,率先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建立起現代化的管理制度。同一年,奧康進一步擴大生產,并且建立起溫州鞋革領域第一個集團公司——奧康集團有限公司,產值超過了1億元。
跨越式發展
從走街串巷的小打小鬧,到初具規模的產業化發展,中國民營經濟在十幾年的發展中創造著令世界驚嘆的“中國速度”。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發展階段。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黨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與此同時,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角色也從“必要補充”上升為“重要組成部分”。
伴隨政策領域的不斷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的發展再上一個新臺階。經營模式不斷向市場化和國際化轉變,積極參與和應對全球化競爭與挑戰,在國際品牌之林開始占有一席之地。
在溫州,傳統的“溫州模式”也在悄悄跟隨時代發生改變。1998年,王振滔出國考察,發現國外到處都是各種品牌和產品的專賣店,發展模式也已經相當成熟。這在當時的中國可是個新鮮玩意兒。王振滔十分好奇,同時也有些興奮,以前自己熟悉的都是傳統的廠商聯營和批發模式,眼前的專賣店對于提升產品品牌和培養消費者的忠誠度可是再好不過了。
回國后,王振滔便率先著手在鞋革行業開起了專賣店。那時候,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還不知道專賣店到底是什么東西。剛開始的時候,他甚至找不到合作伙伴,沒有人愿意冒險把錢砸在一個自己見都沒見過的新東西上。王振滔只好自己出錢開起了奧康的第一家專賣店。
10年過去了,如今,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和鄉鎮里,大到樓盤轎車,小到針頭線腦,各種品牌的專賣店比比皆是。而奧康鞋的專賣店也在全國開到了3000多家。
非公36條
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通常被稱為“非公36條”。
由于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并承諾為它們提供融資上的支持,“非公36條”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凡響,許多人將這一文件的出臺,看作是非公經濟終于獲得了完全的“國民待遇”。
此后,各種配套措施陸續出臺,地方政府更表現出空前的積極性。到2007年,各省市先后出臺了數百項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配套辦法。非公經濟的身影,開始在一些過去不曾有的領域出現。
民營經濟的發展從此獲得了更加有利的政策和環境支撐。數據顯示,到2007年6月,全國個體工商戶實有2621.4萬戶,從業人員5309萬人,實有資金額數7034.7億元;私營企業520.5萬戶,從業人員6927.5萬人,注冊資金達到了8.3萬億元。
改革開放給溫州帶來的變化,無疑也是翻天覆地的。“我可以提供一組數據。1978年,溫州全市的生產總值只有13.21億元,工業總產值是11.12億元,城鄉居民儲蓄僅5411萬元。可是到了2007年,溫州全市的生產總值就達到了2157億元,工業總產值也達到4951.22億元,城鄉居民的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更是達到了1638.02億元。這種增長速度多驚人啊!”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自豪地說。
另一方面,溫州的企業也做得越來越好,不是以前人們印象中的小打小鬧了。現在,中國企業集團500強里,有17家是溫州的企業集團。溫州產品和溫州品牌更是在世界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路越走越寬,步子也越邁越大。2008年,作為中國品牌的代表,奧康搭上了北京奧運會的班車,成為了北京奧運會的皮具產品供應商。同樣是在2008年,奧康開起了溫州鞋企的第一家網絡商城,把專賣店開在了互聯網上。
畫卷才剛剛展開,美景已若隱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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