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躇再三，再躊躇再三。

　　在一堆凌亂的賬單前，王啟華最后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工廠最近三個月財務狀況嚴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廠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兩張大圓桌的食堂里，王在他們面前直言工廠隨時停產的可能性。

　　36歲的廣東江門鞋商王啟華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創立的“宏發鞋廠”保住并代代相傳，但這個樸素的心愿看來是無法延續了。鬧哄哄的會場因為這個糟糕的消息而安靜下來，人們開始沉默、抽煙、摸頭發。

　　一向率直的王啟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吞吞吐吐，他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他的員工們，自己現在除了勉強湊足當月的水電費和設備維護費外，已無力支付工人工資和廠房租金。

　　結果多少讓人沮喪，但王啟華別無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該以何種方式告別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幾首歌，總之要盡量忘記這個倒霉的春天。

　　當然，這個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屬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主正遭受著一輪來勢兇猛的產業震蕩。千家鞋企倒閉、15%玩具廠關門、萬余家外資撤離、惡性裁員……珠三角這個聲名顯赫的“世界工廠”，在2008年春天，來了一次產業自身積弊和內憂外患共同作用的總爆發。

　　隨之而來的，還有眾多淘金者夢碎的聲音。

　　這個黯淡的春天

　　走過凌亂的縫紉機車間，空蕩蕩的倉庫以及彌滿著機油、皮革氣味的主生產區，如果不與無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啟華不用半分鐘就可以穿越這個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營小廠，進入辦公室。

　　一張來自香港破產管理處的公函平鋪在王啟華凌亂的辦公桌上，上面整齊規范的繁體字告訴他，他要找的經銷商已經破產。這意味著，對方欠王啟華的28萬元貨款已徹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啟華還是給對方打了個電話。那個香港商人一聽是債主，馬上語鋒一轉，大罵王是個不懂規矩的窮鬼。

　　王啟華在苦笑中開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謂工作，不過是巡查一下那幾臺安靜的機器，或者到處聯絡經銷商招攬訂單。春節前后一段時間，工廠每個月只生產了500多對鞋，還不到正常產量的兩成。連續多月高達萬元的赤字讓這個小廠不堪重負，徘徊在倒閉的邊緣。

　　“真是場災難。”58歲的前江門紙品商張永安神情復雜地站在他那座5層高的廠房前——如果它現在還能叫做廠房的話。

　　就在一個多星期前，他把這里分租給一個餐廳、一個網吧和一個旅館，已沒有人記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經營30年的商業王國了。2008年1月，張永安因流動資金嚴重衰竭而關閉了原來400人的紙品廠。“用這種方式退休讓我感到羞恥。”

　　而在這個倔強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興的工業區，已停轉的吊機和冷清巨大的廠房不難讓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災難其實在2007年就已經顯現。去年佛山玩具商張樹鴻自殺事件，給了珠三角玩具業帶來壓力和恐慌，隨后各種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來。

　　“廣東地區五六千家鞋廠中，已經有一千多家倒閉。”去年11月，亞洲鞋業協會一項調研數據將珠三角制造業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此項數據還稱，有超過75%企業正考慮前往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和中國內地。

　　像碰倒了多米諾骨牌，由鞋業發軔的“倒閉潮”彌漫了珠三角玩具、紡織服裝、家具等多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引發整個產業“倒閉鏈條”——從原料供應商、生產商、服務商、物流，到那些為外地來的人開的菜館、街邊士多的關門。

　　“新勞動法、納稅負擔、環保法規和人民幣升值等都在擠占勞動密集型行業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間。”全球知名財經類媒體《華爾街日報》分析這次珠三角產業震蕩時，引用了瑞士銀行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的話——今年可能是中國制造廠商盈利能力終遭重創的開端。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王啟華說。

　　變化似乎是一夜之間，但事實上，這是一場潛伏已久的爆發，一些長期積弊積弱的中小企業，長期以來在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工荒等不利因素夾擊下的一次總爆發。

　　一個私企成長范本

　　16歲那年，初中畢業的王啟華離開了老家廣東電白縣，到東莞一家臺資鞋企打工。

　　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第10個年頭，依靠大量引入外資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珠三角一躍成為南中國最大的經濟體，也逐漸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地位。

　　進廠不到一年，王啟華就跟一位性格投緣的老師傅學會了一手拉線的絕活。這得到了老板和一個年輕女工的青睞，前者把他提拔為車間班長，后者則在1991年嫁給了他。

　　1995年，已升至廠長助理的王啟華自覺有足夠的信心和經驗獨立門戶。那年夏天，他和妻子來到江門農村，租了一個舊祠堂，請了兩個小工，辦起了第一個小工廠。

　　沒有企業管理，沒有企業文化，也沒有營銷推廣，和廣州大多數早期本土企業主一樣，一心想著勤勞致富的王啟華包攬了從廠長到送貨員的所有職務，進行家庭作坊式的運作。

　　“那時候做一雙鞋能賺30多元，上家還排著隊請你做。”供不應求的鞋業市場讓王啟華積累了第一桶金，小廠也很快從祠堂搬到了正規廠房。

　　在王啟華的小工廠穩步發展的時候，世界制鞋業此時也已經初步完成了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中國鞋”逐漸步入黃金時期。一雙雙物美價廉的皮鞋源源不斷地從中國工廠運出，然后擺上世界各地的貨架，相當程度上承載了“made in china”的國際形象。

　　而這段黃金時期也最終促成中國成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類生產和出口國。現在，世界上每10雙鞋里，將近有7雙產自中國。

　　1999年盛夏，一次自費參加的行業協會考察活動，王啟華在東莞一個大型廠房面前陷入沉思：這里有終日轟鳴的機器，有條不紊的流水線和衣著統一的工人，仿佛整個工廠就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大機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廠簡直處于原始社會。

　　他要擴大工廠規模，他七拼八湊地借來50萬，買下一整套二手臺灣鞋機，使工廠基本實現了生產自動化。

　　2001年前后，當王啟華開始分不清工人們的名字時，他知道自己的工廠正在加速膨脹，他需要人來幫他管理。幾乎不用思考，他就選擇了家族經營的方式。“自己人信得過”。

　　廠長是妹夫，財務是小舅，姐夫也拉來管采購……這個平均學歷只有初中的大家庭開始主持工廠的運轉。由于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經驗，工廠長期處于人浮于事、獎罰不明、效率低下的狀態。

　　縱然如此，王啟華的工廠還是在2002年達到了頂峰，人數過百，年產鞋量逼近20萬雙，固定資產將近兩百萬元。

　　但新工人數量的膨脹和攤子的變大，還是分散了王啟華精力。他曾經非常重視的上崗培訓最終也變成了走過場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學習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線。這終于釀成大禍：一個對操作規程還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斷在注塑機里。這一次，王啟華賠償了3萬多元。

　　親戚們各自為政，拉幫結派很快就讓王啟華的工廠變成了是非場。一次偶然查賬，王啟華發現，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廠的油。

　　這其實也是早期中國私營企業的真實寫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據當時有關資料統計，中國私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7年左右，和這種與生俱來的局限性有相當大的關系。

　　內憂外患

　　雖然只是一個行政村，但亞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東莞厚街白濠也擁有6車道的寬闊水泥路和窗明幾凈的高尚住宅，這是這個城市高度工業化的象征。但如今，這些東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擺設。

　　3月7日，19歲的鞋廠招工代表陳二妹已經在一個榕樹下的招工點坐了一個下午。她幾乎翻爛了手中的《知音》——在剛過去的6個小時里，一共才只有2個人向她咨詢過，其中一個還是問路的。

　　“廠里快沒人開機器了。”陳二妹說，如果明天還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試試。

　　上世紀最后20年珠三角經濟的迅猛發展，引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遷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隨著投資持續過熱，農民工待遇過低及維權意識覺醒等，用工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悄然改變，導致以珠三角為重災區的全國性“民工荒”爆發。當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達200萬人。

　　王啟華的工廠也在那年因缺工而產能縮水，為按時完成訂單，他只好出高價到附近農村請些婦女來當兼職工人，但最終仍因遲交貨而支付了10萬元的違約金。

　　此后，他的工廠人數持續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廠了，有些過完年就不來了。2008年春節過后，他的工廠人數滑至近年來最低的26人，這個尷尬的局面讓他小單不想接，大單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終日無所事事地守著空蕩蕩的廠房。

　　“民工荒”成為制約珠三角制造業持續增長的瓶頸。“現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個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廠人資部經理鄧志強說。

　　困擾王啟華的還有日益上漲的原材料價格。

　　從2007年到現在，一年間，制鞋行業原材料漲幅達30%，這使鞋廠利潤值驟降至5%，這意味著，做一雙較平常的40元皮鞋，廠家只賺2元錢，幾乎觸及利潤底線。此外，油荒、電荒，人民幣升值，歐盟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銀行銀根縮緊等措施陸續出臺。王啟華感到眼前是一個接一個的緊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潤榨了又榨。

　　“首當其沖的是一些經營不善，積弊積弱的中小企業，它們會因經不起沖擊而率先倒閉。”東莞皮革鞋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梁蔚然說，而有自主開發和自主品牌的大廠，處于產業鏈的較高端，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一部擊潰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門臺山一間咖啡廳。

　　王啟華和他的律師朋友對著一本紅色小冊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計算機，但此時再精明也無法幫他擺脫對眼前小冊子的恐懼。

　　這就是從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它在勞動者薪酬、工作時間、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對用工單位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旨在保護勞動者利益。

　　“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幾乎成了這段時間用來形容新《勞動合同法》最常用的諺語。

　　為此，就連華為、沃爾瑪這樣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規手段，發生有規避嫌疑的裁員事件。而在東莞智力人才大市場咨詢員趙偉倫看來，一些企業屬于假倒閉而規避新法。

　　現在的王啟華，已經被連月的財政赤字耗盡積蓄，連同此前買機器借下的錢，他已成了負資產。如果再加上新《勞動合同法》，將讓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時期，也是這個利潤只有5%左右的小企業無法自行消化的。

　　“這將是滅頂之災。”王啟華預見了他和他的工廠的未來。

　　然而，眾多像王啟華這些小企業主的呼聲，并沒有動搖執法者們的決心。勞動部在今年1月稱新法未對企業產生負面影響。而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也認為，該法對守法企業一點都沒影響。

　　出路在哪？

　　王啟華一直難以忘記去年與朋友到廣州觀看的一場名貴品展覽。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飾專柜前，王啟華驚嘆于那些在射燈下熠熠生輝的女裝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

　　當廠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時，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紹這些鞋的設計理念和靈感。王啟華尷尬地發現他一點也聽不懂。一直以來，他只以為鞋只是一個底加一個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啟華只好在一臉不懂裝懂的微笑中附庸風雅了一個下午。臨走前，他才發現，就這么一雙鞋的價格，等于他廠里上百對鞋的價格總和。

　　王啟華的費解也代表了中國制鞋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

　　“產業升級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東莞皮革鞋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梁蔚然更愿意把當前的企業“倒閉潮”看作是一次企業的優勝劣汰，“不能永遠靠低附加值的貼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于東莞舉辦的“世界鞋業發展論壇”上談到，未來東莞要成為打造中國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這樣，才能掌握世界鞋業的話語權。

　　一同來參加論壇的廣東省外經貿廳廳長梁耀文也表示，不僅是鞋業，對于珠三角眾多的加工型企業而言，只有技術研發才是出路。

　　王啟華也在繼續他的掙扎求存。為了開源節流，他主動向房東提出把廠房租賃面積減半，同時準備處理一些閑置機器。幾個膽子大點的工人試探性地問王啟華：“您是否準備炒掉我們了？”王啟華稍作沉默，然后頗有江湖意氣般地在每個人的肩膀上輕捶了一拳：“不，只要你們想留下。”

　　但誰都明白，這只是這個末路企業主最后僅存的一點自我安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