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奧運會，絕非完全是體育競技盛會，對主辦國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奧運史上，日本和韓國就是兩個借助奧運會帶動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典型國家。1964年東京奧運會是日本進入工業強國的里程碑。在東京奧運會前后的11年里，日本經濟進入歷史上最快的發展階段。1988年漢城奧運會則推動韓國完成了從發展中國家向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轉變，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奧運會對主辦國經濟騰飛的助推作用被稱為“奧林匹克景氣”。 

    日本政府把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納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奧運周期內，日本的奧運投資占日本全國投資總額的18.4%；而2002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投資總規模僅占這一時期中國預計總投資的1%左右。東京和漢城的GDP當時分別占本國GDP的26.3%和27.7%；而北京GDP僅占全國GDP的3.7%。可見，北京奧運會不可能像東京、漢城奧運會那樣通過投資對主辦國國民經濟整體產生同等比例的拉動作用。那么，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意義到底在哪里？ 

    借助東京奧運會的歷史機遇，日本建成了自有的國內再生產體制，從依靠國外技術的發展階段，走向自主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精工、愛普生、索尼這樣的世界行業巨頭。東京奧運會之前的奧運會均采用“歐米茄”表計時，“歐米茄”表幾乎都是機械表，僅有的石英表體積龐大，占屋半間。在取得東京奧運會計時裝置供應權后，精工研制出重量僅為3公斤，電力消耗只是上一代萬分之一的石英表。東京奧運會使得精工石英表名揚世界，到1981年其銷量躍居世界第一。漢城奧運會之前，韓國電子產業雖然發展很快，但仍處于為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產業承擔勞動密集型部分分工的地位。韓國成功地利用漢城奧運會實現了經濟轉型，由引進技術轉向自主創新，創出了LG電子這樣擁有先進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本土企業。我國目前在國際產業鏈中分工的位置與韓國在舉辦奧運會之前有相似之處。 

    韓國通過主辦奧運會，創造和打響了一批世界知名的品牌，改變了過去為發達國家企業提供代工生產，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處于低端的狀況。借助漢城奧運機會，韓國很多體育用品生產商放棄了代工生產模式，轉而用自己的品牌出口，憑借質量和價格優勢，很快在國際市場上擁有了一席之地。如，1986年和承鞋業宣布與其為之代工生產的耐克公司分手，成立自己的品牌——LECAF，借助奧運會的品牌宣傳一躍而成為韓國最大的運動鞋生產商。可以說，漢城奧運會使得韓國邁入世界體育用品生產大國行列。 

    綜上所述，從東京奧運會和漢城奧運會的舉辦及其對日韓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我們得到三項重要啟示:

    其一，借助北京奧運機遇，通過自主創新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跨越，提升我國企業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為此，我國應該有意識地為國內企業創造向北京奧運會提供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機會，國內企業也要主動與奧運銜接，通過奧運直接或間接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產品和服務。 

    其二，借助北京奧運機遇，創新商業模式，創造和打響一批中國的世界著名品牌，實現從代工生產向自主生產的轉變，壓縮在國際產業鏈分工承擔的價值低端部分，而把資源集中到國際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的環節上。 

    其三，從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看，不必過于追求奧運投資的直接拉動效應，應著眼于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期“乘數效應”，重點從實現產業升級，經濟轉型，提高綜合實力，推動民族復興的角度審視和利用奧運機遇及其長遠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