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的政府在發展過程中，被經濟學家們定為“無為政府”。義烏被經濟學家們稱之為“有為政府”。

　　溫州從八十年代的發展過程中，私營經濟到今天二十多年過去了，溫州的輕工業產品，不光占領了全國的大部份市場份額，甚至在全球有了一定的地位，溫州鞋溫州火機溫州襯衫，等等。不管是有為政府也好，無為政府也好，核心是一個“讓利”。而這個利就是政府把利讓給“商家”，提供商家良好的發展環境，而“讓”本身就是一個違反國家相關法律的行為，比如減少稅收甚至不收稅，讓其發展順其自然。而另一個就是對企業的各種制假造假行為的放縱，也讓這個商家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

　　讓的利，放的縱，損害了誰的利益？說到根本就是國家的稅收和其他地區消費者的權益，據統計，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國人民因為買了溫州人的假貨而損失數百元。而這數百元，就成就了今天溫州人富裕人根源和手段，但是，溫州人很快洗腳上岸，利用自身的財富，開始了全國的圈地運動，房地產、煤礦、小水電站等等，與此同時，各地政府更是提供各種便利，讓溫州人進入這些市場。

　　王子鞋城的老板被捕了，聽說這個老板本來就是溫州人。在宜昌辦的鞋業連鎖公司。從法律上來說，他違法了。偷稅漏稅，但從另一方面說來，他大概不適應湖北的政府和浙江省政府之間的方法，認為不過是一個躲字和一個避字，恰恰反誤了卿卿性命。

　　湖北和浙江的企業生存土壤本來就不同，但湖北省政府卻學習浙江模式，不過是掩耳盜鈴的笑話。

　　企業為什么要偷稅漏稅？是因為收益不夠嗎？不是，正好說明了當地發展的軟環境差，一個地方偷稅漏稅越嚴重，說明了這個地方政府對企業越苛刻。

　　打個比方：

　　1、甲企業按銷售額每年要交二千萬的稅，但地方政府收的定稅是一千萬。該企業會偷稅嗎？顯然偷稅的機會很小，正因為只有一千萬的稅，更多的企業從中得到好處，政府可以從新增加的企業中得到更多的稅收。

　　2、乙企業按銷售額每年要交二千萬的稅，但地方政府收的是二千萬，這樣，企業會考慮來偷稅漏稅來降低成本，最后可能只交一千五百萬，結果政府稅收不足，不得不征收二千五百萬的稅來保證自己的稅收增長，稅越高，逃稅的企業就越多，最后導致本地的企業出走，留下的企業必然會承擔更多的稅收。

　　1指的就是浙江，而2指的就是湖北。

　　為什么在浙江的企業可以老老實實地交稅，而到了湖北就偷稅呢？

　　這變相地說明了湖北的企業生存成本太高，軟環境差，吃喝拿卡要問題嚴重。在東莞，不論哪個廠家，每個月交多少錢是固定的，如果國家稅務局去查，99%的企業會有王子鞋城這樣的情況，少交稅。而為什么在東莞沒有人過問此事？因為這是政府行為，他要留住企業，就必須采用這樣的方式來吸引資金，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少交稅地方的政府財政收入，還是遠遠高過高稅地區的政府財政收入。道理同上。

　　企業的原罪，究竟是不是罪？中國的民營企業，有多少不是靠這種手段，造假或偷逃稅發家的？只不過，現在有人洗腳上岸，開始炒作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比如房地產。

　　洗腳上岸就成了白的，沒有洗腳上岸的就成了黑的，沒有洗腳上岸的就被捕。這就是結局。這也是湖北的悲哀。

　　王子鞋城倒下了，湖北地方政府從當中收的稅（交的部份）也沒有了，而那些幾百名打工者的飯碗也沒有了。。。

　　試問，湖北哪個地方政府，自己安排了這么多人的就業？幾百人就是幾百個家庭，而這些家庭的主力，可能又得面臨著南下打工的可能，湖北省的各級政府，就這樣把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趕出了自己的家園。

　　這不是湖北的悲哀，湖北的悲哀就在把這些行為，當著歌唱給人民聽，來說明自己是如何在三個代表的領導下，如何強制手段，把這種違法行為公布于眾，迅速對這些事情進行處理。

　　“在義烏市場萌芽和初創時期，政府作為一種市場主體之外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是關鍵性的。義烏人之所以能釋放出巨大的經商能量，地方政府的開明政策無疑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當地黨委、政府頂住重重壓力，在全國率先開放小商品市場；同時，還提出政治上鼓勵、資金上照顧、技術上指導、稅收上優惠、法律上保護等扶持政策。”浙江省委黨校軟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祖強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義烏的有為政府，上面說得很明白了。

　　王子鞋城的倒掉，在這個過程中，是誰讓王子鞋城偷稅漏稅的？在王子鞋城偷稅漏稅的過程中，稅務相關的職能部門有進行地調查和勸戒嗎？

　　從記者的調查來看，他的手段也不高明，甚至在店里不張貼了那個違反國家法律的店規，難道湖北的各職能部門就視而不見，產生疑問？然后則令其改正，補交稅款？沒有。

　　政府相關部門職能的無為，導致了王子鞋城的倒掉。各級監管部門，并沒有盡到責任和義務來挽救一個走入歧途的企業。

　　只是在王子鞋城快要倒掉的時候，落井下石，給了釘上了最后一塊棺材釘。

　　湖北一些政府部門的有為和無為，對比于浙江的一些政府部門的有為和無為，我們別無他法，只有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