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一些人，在做著這樣的事，試圖找到一個路徑，影響到這些非商業規則中的決策者們，他們叫這個為“政府公關”。 　　赫然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歸結為中國公司不注重政府公關。政府公關在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還等同于“拉關系”；如果這種拉關系和政府官員相關的話，則極可能和賄賂劃等號。“在國外，政府公關意味著大項目。”這種公關存在的前提是公眾輿論對決策的影響，而公關人員可以通過技巧來左右這種影響。 　　曾經有家中國的制鞋企業因為價格被歐洲當地的鞋業聯盟起訴，認為其有傾銷的嫌疑。當時這家企業的老總認為除了走法律途徑解決，別無選擇。但幸好后來在某個交際場合碰到了一位公關界人士，稱可以幫他找到歐盟相關部門的負責人，陳述情況。雖然將信將疑，但中國鞋企的這位老總還是決定死馬當活馬醫。因為昂貴的訴訟費用是他想避免的。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在西方，那些退下來的政界要人，其很重要的出路就是開咨詢公司或者公關公司，利用自己的人脈優勢為企業提供服務。”赫然說，這在中國雖然是不可想像的，在西方卻是慣例。“每個人都明碼標價。” 　　中海油競購尤尼科事件中，美國專家也指出，美國輿論的不斷煽動可能會對尤尼科的董事有些影響，使他們覺得雖然雪佛龍的價錢稍微低了一點兒，但可能對美國更好。 　　長期從事國際品牌研究與國際貿易實戰的中國著名品牌戰略專家趙昌彪也指出，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最好聘請當地的中介組織。比如在美國，議會中有各種聲音的代表，情況非常復雜。而中國企業很難搞清楚，更不用說去影響他們了。另外，中國人也難以完全進入這個圈子。理由是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邏輯以及先行概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