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的主旋律是綠色生態經濟。這是世界大勢所迫。誰提前采取綠色戰略，誰就能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中占據主動

    前幾年，人們曾自豪地歡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但在國際制造業的產業鏈上，中國企業大部分都處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強企業排名，幾乎沒有一家中國制造業企業。中低水平的制造業，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為增長代價，生產一億條褲子的環境損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飛機多得多。如果說中國在當時國情下不得不走這條痛苦之路，那我們今后絕不會再走下去。

    我們能不能先多賺點錢，具備足夠物質手段之后再來治理污染？不能。原因很簡單。
 
    第一，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了。發達國家起飛的資源環境成本是全世界埋的單。而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人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早就劃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國際規則與市場，我們的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

    第二，是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歐美差得太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和環境容量只有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時候解決了環境問題，而我們中國到人均GDP3000美元時，環境危機就可能夾帶著其他社會問題提前來到。

    是不是發展與環保將永遠對立，要環保就不能發展了呢？當然不是。以日本為例。他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我們更差，開始也學歐美傳統發展模式，后來撐不下去了，經過深刻反思走上一條獨具東方特色的綠色崛起道路，在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同時解決了環境問題。還有韓國，在人均GDP5000美元時利用后發優勢提前使環境得以好轉。

    如今，全球所有發達國家都拋棄了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而走向生態工業的綠色發展道路。什么是綠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持續循環的資源環境體系，穩定高效的經濟體系，不斷創新的技術體系，更加開放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這條綠色道路，中國完全可以走。

    從另一方面來說，國際潮流也在迫使中國企業走綠色發展的道路。當前環境的急速惡化導致西方環境政治的迅速崛起，“環境無國界”繼“人權高于主權”之后成為國際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許多發達國家常常將環境問題同其他重大國際事務捆綁起來，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一些國家已將人權與環保作為對外關系的兩大基石。在貿易領域，發達國家利用環境概念設置了大量的綠色貿易壁壘。
綠色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領域，發達國家憑借其經濟技術優勢，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名義，通過立法或制訂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法規，對發展中國家商品進入國際市場進行限制。

    當年是全球綠色消費運動促成了綠色壁壘。因為84%的荷蘭人，89%的美國人和90%的德國人在購買物品時都會考慮到產品的環保標準。然而后期的綠色壁壘，逐漸演變成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隱蔽制裁手段。發達國家用提高國內市場的環境標準來設置綠色壁壘，以平衡自己在勞動力價格、運輸和原材料價格等方面的劣勢。僅1996年，歐盟國家禁止進口的非綠色產品就達220億美元，90%都是發展中國家的產品。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環境標準與發達國家差得很遠，綠色壁壘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制約將越來越大，對我國出口造成嚴重影響的標準主要是：食品中的農藥殘留量，陶瓷產品中的含鉛量，皮革的PCP殘留量，煙草中有機氯含量，機電產品與玩具的安全性指標，汽油的含鉛量，汽車排放標準，包裝物的可回收性指標，紡織品染料指標，保護臭氧層的受控物質，等等。

    從行業上說，農業、紡織、服裝和機電行業是我國出口的主干行業，也是我國最容易遭受綠色壁壘的行業。
 
    與此同時，中國環境方面的國際履約壓力十分沉重。以《京都議定書》為例，雖然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第一、二個履約期中沒有減排的責任，但目前能源工業尤其是電力工業的發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數量猛增；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開始向我國大批轉移鋼鐵等重污染工業，我們引進的項目雖然比從前有進步，但在資源利用與環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斷提高的國際標準，差距反倒越拉越大，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如果不立即調整產業結構，如果不實施跨越式綠色發展，如果我們在第三個履約期開始減排的話，必將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

    我們此刻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綠色發展是中國企業最為迫切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