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初日本當時的財政大臣鹽川首先提出人民幣應升值的主張以來，迄今兩年，這個話題始終未嘗冷卻，對中國政府而言，所面對的來自國際各界的壓力似乎還一波強過一波。目前美國國會雖未將中國列為“操縱匯率的國家”，但也等于是判了個“死緩”，6個月后再說。 與人民幣問題同時存在的，還有另外兩個“中國現象”：一是中國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快速成長，對全球資源和能源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從而導致價格的上漲；另一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廠，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從中國大陸銷往全球各地，對中國以外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制造業構成了極大的“排擠作用”。 2005年初各國依WTO規定全面取消對中國紡織品限額以后，中國紡織品就像水銀瀉地一樣撞得全球紡織產業人仰馬翻，即為顯例。前者吸納，后者呼吐，這一吐一納之間，讓全球都領教了中國經濟的能量與威力，但跟人民幣問題結合在一塊，卻也因此在國際間很自然地形成了“中國經濟威脅論”的氛圍，這對“和平發展”的中國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棘手的高度挑戰性的課題。 日前，中國大陸商務部部長薄熙來不尋常地召開了中外記者會，對美國及歐盟針對中國紡織品出品擬采取的對策給予了強力的抨擊，對照更早之前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日本取消與小泉首相的會晤，人們約略可以感覺到中國新領導人的不同風格。薄熙來的說明、分析、辯解是必要的，但基本上是屬于戰術層次，中國領導人當然有能力洞察整個以“人民幣矛盾”為核心的全球貿易、產業及金融的全方面戰爭，目前只是剛揭開了序幕，應該從戰略的角度，對全球化的效應、影響、互動、競爭與斗爭，作深入分析，并研擬對策，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全球的利益。 全球化效應：大失衡 整個全球化形勢的發展，可以用“大失衡、中失衡、小失衡”的理論架構來加以剖析。先從“大失衡”談起。 全球經濟在1978年之前是一種狀態，那時中國大陸跟所有共產計劃經濟體制的地區是一組，另外，包括美國、西歐、日本、臺灣等所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地區又是一組。當時兩組內部各自經濟的互動比較密切，但兩組之間，經濟活動非常有限，套用“全球化”的概念，當時可稱為“半球化”。 1978年底，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也即是要跟市場價值的“半球”開始互動，這是中國大陸跟全球化的第一次接觸。2001年，中國正式進入WTO，可視為是中國跟全球化的正式接軌。再過一年半，2007年1月，中國大陸入世的過渡期終止，這以后，中國經濟就跟全球經濟完全合軌了。所以，不妨把1979年到2006年這28年時間看作是中國與全球經濟全面融合的“暖身”階段。 剛才說，1978年之前全球經濟是一種狀態，即所謂“全球化”之前的狀態。在那個狀態下，全球經濟或兩個“半球”的經濟在“有序”下運行，但“有序”不等于“有效”，所謂“有效”，是指資源能獲得“優化”或“有效率”的配置或運用。只有在市場經濟下，才能保證“有效”，所以當時全球經濟，最多只能說其中的一半，資源配置是“有效”的。 這當然不是人類的理想。人類的理想，是全球資源都能進行優化或有效率的配置，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就必須全球化，讓全球都實現一體化的市場經濟。無疑，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向市場經濟轉軌，并最終進入WTO與全球化完全接軌，是全球化必要且最關鍵的一步，而目前，正處在這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之中。當這個階段完成之后，全球的資源配置即可以在全球都已充分市場化的情況下達到最佳（最優）狀態。 若以“均衡”概念為喻，1978年之前的狀態是“均衡”的，或者說是“有序”的，但“有序”不等于“有效”。在將來全球化充分實現了之后，比方說，30年之后，那時的狀態也是“均衡”的，而且，既“有序”，又“有效”。但從1979年開始，一直到全球化充分實現之日，之間的階段，則是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源開始進行優化配置調整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也就是目前）中，全球資源與產業依市場經濟的規律重新調整配置，例如中國大陸的發展優勢是制造業，那么，各國的制造業就會往中國大陸移動，印度發展的優勢是軟件服務業，于是各國的軟件服務產業工作就“外包”給印度。 可以想象，全球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產業“乾坤大挪移”，必須說，類此挪移，對全球整體利益而言是有利的，問題是，在挪移過程中，讓大家始料未及的，是“中國效應”竟然如此之巨大！ 即以紡織業為例，中國紡織業龐大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不但發達國家如歐美難以抗拒，連同為發展中的墨西哥、馬達加斯加等也難逃劫數。腳踏車生產“大國”加納，因為中國加入競爭，其單車價格在過去4年被迫由67美元降到25美元，目前中國制造的單車已占全球市場7成。一度有亞洲硅谷美譽的馬來西亞檳城，最近亦出現電子廠大舉遷往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趨勢。不夸張地說，再這樣下去，全球絕大多數的制造業都難免被中國“黑洞”所吸納。 于是，“理論”與“實際”出現了差距。理論上，這樣的全球化產業挪移于全球有利，因為中國發揮比較優勢，可以生產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物美價廉的產品，然后由全球共享；但實際是，在這個不算短的過程中，許多國家與地區，都得付出昂貴的“調整成本”，而這些調整成本往往又高到各個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承受的地步。換言之，在全球化開始之前的“均衡”，與全球化完成（如前所云，比方說“30年”）之后的“均衡”，兩者之間，即目前，必須是一個漫長的、全面的、巨大的“失衡”，在“失衡”過程中，“有序”消失了，盡量是在朝“有效”邁進。 大失衡中的“中失衡” 當全球都因巨大失衡而備受困擾之時，其實，中國也一樣不能幸免。因為，當人們看到中國大陸制造業產品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之際，中國也面臨了“另類”失衡的困擾。 中國大陸的經濟失衡，從生產、貿易、金融到分配，幾乎遍及每一個層面。例如，備受關注的出口增長過快，出超過大，外匯儲備偏高，投資過熱，進口資源龐大，房產價格飆高易出現泡沫等，無一不是失衡的表癥。 中國大陸的經濟失衡不僅中國自己關切，也招來了國際尤其是貿易對手國的不滿，這包括對人民幣升值的施壓。有趣的是，對于人民幣該不該升值，國際間論點甚為分歧。施壓者認為除非人民幣升值，否則美國貿易赤字無從縮小，美國產業工人的失業威脅也難以排除；反對者（包括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及一眾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則指出，即使人民幣升值了15%，也難以改善美國貿易赤字。因為美國貿易赤字及其雙胞胎即財政赤字的產生，與美國民間與政府的不自量力過度消費及過度開支有關。看來，在全球化大失衡下的“中失衡”還未必是中國的專利，美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歐盟也都有份。 “中失衡”中還有“小失衡” 暫且不管美國與歐盟，讓我們進一步談中國的“中失衡”。 前面提到一種廣為流行的論述：中國即使讓人民幣升值，也改善不了多少美國的貿易赤字，因為與任何國家比，中國的工資實在是太低了。 這條論述，前一半基本是正確的，后一半，則存在著一個巨大的“誤區”。深入探查誤區，人們才會發現，在中國的“中失衡”中還隱藏著一個關鍵又影響巨大的“小失衡”。 如所周知，中國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的主要來源是出口強勁，即出口競爭力強，再進一步看，出口競爭力為何強勁，其實原因主要來自環境等方面的“透支”行為： 這種“透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大陸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就邏輯脈絡而言，其實也是一部分“中失衡”及“大失衡”的根源，故可稱為“小失衡”。 所有的“大”“中”“小”失衡，都是現階段全球化之下的產物，而所有三個層次“失衡”所產生的“矛盾”壓力，目前則高度集中于“人民幣”之上，英、歐對中國紡織品的施壓，其實也是項莊舞劍，意在“人民幣”。 因此，討論人民幣應否升值，如一旦升值，對各方面所造成的利弊得失，就必須放在這個包括了“大、中、小”三個層次均衡的架構中仔細論證。換言之，當前的所謂“人民幣矛盾”或“人民幣困境”，其實是一個多層次及多方面失衡下的綜合結果，有“大”至于全球范圍的資源及產業的調整，也有“中”至于包括中國、美國、歐盟在內的各國宏觀政策的修正，還有“小”至于中國本身社會經濟結構與資源配置的矯正，必須要在全面正確診斷之后，對所有的“大、中、小”失衡進行有默契的、全面的、同步的調整，才有利于全球化下現階段問題的根本解決。基于此一了解，中國政府可以進行因應思維與對策，向全球提出“中國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