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湘商像一個

　　藏在深閨無人識的小女子

　　實話說，湘商作為一個名字，仿佛是一夜之間被人叫出來的。許多人聽到后都本能地愣了一下。中國還有一個叫“湘商”的?21世紀初，當湘商在書面與口頭語中交替出現，外地人異樣的目光齊刷刷投來，好像懷疑它是湖南人虛構的一個彌天大謊。

　　湖南人為了激發自己的商業自信，也為了證實湘商不是憑空生造出來的一個名字，在2009年端午節，他們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湘商尋祖”活動。

　　在《經營天下的湖南人》一書中，我總結出這樣一個結論：近代以來，湖南人將天下都是當實業來經營的，所以近代湖南的人物，都是以實干家的形象出現。

　　就我們通常所說的實業(今天泛指商業)，湖南現代也有一個標桿性的人物：范旭東。他是中國化工實業家，中國重化學工業的奠基人，被稱作“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

　　到了當代，湘商概念一經提出，伴隨而來是一大批湖南企業家的崛起。其中最醒目的，是有“湘商領軍人物”之稱的傅軍。這位來自湖南醴陵的耿直之人，是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性情中人，有媒體干脆稱他為“猛人”。他的辦公桌后面是一尊毛澤東銅像，左側是曾國藩的坐像，墻上掛著寫有“領軍從容”四個大字的牌匾。他可以對媒體自嘲“現在公司變成了優良資產，而我卻變成了不良資產”，豪放與豁達溢于言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中國引入高科技產業風險基金第一人”的熊曉鴿，他領導的IDG VC公司，在中國投資了搜狐、百度、騰訊、攜程、家和、當當等多達200家公司。成功的投資，不僅促成了眾多中國企業奔赴海外上市，也“刺激”了更多外資涌向中國，尋找投資項目。

　　此外，憑實力加魅力叫響中國的湘商名流，今天多不勝舉：當代中國的慈善大王余彭年，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建立超十億美金民間慈善基金會的慈善家;三一重工的梁穩根、向文波，憑過千億的經濟實力，正在將長沙打造成“世界工程機械之都”，梁穩根個人以700億元的資產規模，穩當地坐上了2011年中國首富寶座;遠大低碳的張躍，以“綠商人”身份，在中國踐行“低碳建筑”夢;大漢集團的傅勝龍，投入數百億元，在中國實施“百城開發戰略”……

　　是的，湘商絕對不是一張空頭支票，而是始終與歷史同存的金元寶。但湘商的被發掘、認同，卻有過一段小小的曲折。2006年，長沙市雨花區舉辦湘商文化節，作家王躍文應邀參加，回去后寫了一篇《尚需時日話湘商》的新浪博文，在中國掀起一場激烈的湘商“有無之爭”，引發國人對湘商空前關注。

　　2009年，“湘商尋祖”萬人空巷，洪江古商城一經挖掘，關于湘商名字到底是實話還是大話的爭論，此后完全平息了。湘商也因此在2009年被正式列入全國10+1商幫(本書參考國際現代商會理念，以地域文化為標尺，全新定義，將龍游、寧波商幫合稱浙商，故仍為十大)行列，排行第九。

　　但一個謎團隨即產生：湘商既然曾經如此輝煌，為什么像一個藏在深閨無人識的小女子?流行的解釋是：因為近代以來，湖南人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實力太過于輝煌了，光芒太耀眼，將湘商反襯得無比黯淡。

　　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但道理遠不止這么簡單。因為光芒再小，也是光芒，總看得見。看來，還得從源頭上徹底解開其中的謎團。

　　北方的南方人，南方的北方人

　　中國沒有城邦，只有邦國。所以傳統的中國，走的正是一條從武力社會到權力社會的路。武力與權力，是國家交換著使用的兩只手，需要用哪只時用哪只，哪只方便用時用哪只。

　　因為集權，所以嚴管。武力管人的身體，采取的方法，就是打服，或者消滅。消滅了人的身體，也就消滅了人的思想，事情一了百了。但權力就不會這么野蠻，它只能管住人的思想。比較來說，權力的危害要小，對管理的人來說成本要低，所以古代的皇帝，愛好管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漢武帝的發明。從漢武帝往后，國家管理者皇帝，對權力的運用越來越熟練，于是他思想所能管到的地方，天上的云朵，地下的螞蟻，統統都不會放過。經過這樣嚴絲密縫的控制，人們的思想就像樹葉剛被修正過一樣，整整齊齊，這對人從精神到身體，都是一種閹割。權力無所不能的社會，在中國終于建起來了。

　　湖南被權力管到了嗎?有點。湖南被權力管死了嗎?沒有。那么，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說來有點奇怪，湖南置身中國中部，在這場漫長的閹割運動中卻能幸免于難。具體原因，全靠因禍得福。

　　中原對湖南之禍，一是把湖南當做南蠻對待。蠻是動物，這是不把人當人看;二是湖南本身就是一個三面是山，一面是水的四塞之國(錢基博《湖南近代百年學風》：“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自己本來就落后，人家又不把你當人，這直接讓湖南差點隔絕為世外人間。

　　湖南人對這種被隔絕一直在抗爭，或溫和，或粗暴，抗爭多了，也逐漸有了效果。到唐朝中期，湖南一個叫劉蛻的不怕死的讀書人冒險飄過洞庭湖，一舉考取了進士。

　　試想一下，唐朝全國每年要考取多少進士?本極其平常的小事，換了湖南人高中，卻一下子在全國炸開了鍋。搞笑的又是，這么件小事，居然被國人當做特大新聞來流傳，連“破天荒”的成語都發明出來了，真不知道，他們是在褒獎呢，還是在諷刺。

　　湖南除了進一步與官場接軌，民間本質上仍是一個化外之地。這個場面到20世紀初還是沒有多少改變。為什么會這樣?根本原因，還在湖南土地本身。

　　曾國藩之前，湖南人做官乏路，這很讓人悲觀。但意外的好處，是最少受到儒家文化三六九禮七姑八婆的污染，也沒有受到多少帝國制度專制獨裁思想的禁錮與控制，保存著一股自然的、人性的、原始的、古樸的清氣。陶澍當年無依無靠無背景，就是憑借他的聰明才氣跟湖南清氣，陡然冒出頭來，做上兩江總督。我們知道，司馬遷為寫書來過湖南，他采訪民風世情，歷史掌故，了解不可謂不深。他說了一句，西楚之地“其俗剽輕，易發怒”，這說的正是自然野性的湘西一帶人。

　　就湖南人自身來說，內心的力量又從哪里來呢?來自被土地、時間養育出來的本性。按司馬遷的說法，既然自古“其俗剽輕”，可見他們的尚武精神已成傳統。“易發怒”的人，本性歸結成一個字，就是辣。

　　“其俗剽輕”的武與“易發怒”的辣，是同一種味道。辣的人，要精力充沛，活力四射，這就需要一幅好身體打底子。只有孔武有力，才辣得起來。一個身體孱弱、手無縛雞之力的人，頂多叫折騰。

　　湖南人崛起的根，正在武。有人歸納湖南人特點，就兩個字：霸蠻。錢基博有一句話概括得很到位：“湖南人所以為湖南，而異軍突起以適風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強有力而已。”

　　這正是湖南人的特點。我們常常忽視一個常識，讀書人從來不缺少智慧，最缺少的只是武人那樣的行動力。當無與倫比的行動力配上一流的智慧，這就是文武雙全。近四百年來，湖南人走的正是文武雙全之路。

　　我們也許會疑惑：如此文韜武略，文武雙全的湖南人，為什么不將過人的力量與智慧放到商業上。這首先因為，1840年以來，中國陷入絕望的困頓與混亂，面臨的危險前所未有。放到歷史的河流中看，一切了然：西周時期，周滅殷，是文化之亡，人文文化戰勝了巫鬼文化;周朝滅亡，卻是制度之亡，帝國制度取代了邦國制度;而清朝滅亡，則是制度與文化同時雙亡：共和制度取代帝國制度，新文化取代儒家文化。

　　這種危機與混亂，比春秋戰國時期有過而無不及。在這樣三千年的歷史大變局轉折口，又回到了“武力還是權力”的關口，非得同時有如來智慧、閻王手段、菩薩心腸，缺一不能挽救中國。這是湖南人崛起的時代背景，他們通過軍事武力而實現政治權力。

　　這樣說來，是歷史選擇了湖南人。湖南地處中國中部，是北方的南方人，是南方的北方人，騾子形象，性格中天然融合了南北優勢。這種優勢，在決定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時刻，一定會毫無保留地釋放出來。

　　是武力社會與權力社會本身的需求，將湖南人推上了歷史的浪尖。深入剖析湖南人，可以讓我們更透徹地了解，中國與市場經濟、商業社會，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

　　百年來，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事

　　這時再回頭看，湖南雖然早有湘商，但湖南人專門來發展湘商，卻前所未聞。固然，近代以來，湖南忙著“經營天下”，商業只是其中一個組分，沒有專門去顧及。但經濟畢竟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湖南人為什么在培育湘商發展上也慢于外省?這首先是因為中國沒有“重商”的傳統。

　　傳統缺乏，首先“歸功”于帝國制度對商業的打壓。韓非子將商人列為“五蠹”之一，當他們是害蟲，既防又趕。帝國第一任皇帝嬴政采用了韓非子的意見，從此之后，士農工商，商人居末。由此，兩千年如一日，日日不遺余力地打壓商業、打擊商人，就成了皇帝的專職工作。這樣做的后果，是中國社會始終在武力社會與權力社會兩塊地盤里轉圈圈，湖南人也被限制在這個圈圈內了。歷史上的湖南人物，所做的工作，一直沒有跳出武力跟權力兩個大圈圈，這是事實，也見出湖南人的局限。

　　今天，中國走進共和已經百年，市場經濟體制也已經建立，目前正在借鑒財力社會的經驗，大力推行法制，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文化與制度的融合，已經成為趨勢。

　　這時，我們關心的是，在財力社會日益清晰的時代大背景下，湘商怎么定位自己?

　　話說湘商，不能離開湖湘。如果說，今天湘商就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湖南商人組成，那么，在地緣、血緣、親緣都正在走向消亡的現代化今天，文化已成為新商會的靈魂。

　　湖湘文化早已成為一張名片，但湘商文化至今仍不廣為人知。畢竟，2009年，湘商才正式納入全國十大商幫，創出新局面。湘商與其他商幫相比較，最大的特色，在于湘商脫胎于湖湘文化，從一開始就催生了系統的湘商文化。

　　放到歷史中去看，近兩百年來，大膽、功利的湖南人，事實一直在做一件事：經濟中國、經營天下。他們內心的執奉，經過理性的歸納，就四個字：經世致用。

　　經世致用是王船山開創出的生面。將這個生面切開來看，“經世”就是“經國濟世”，“致用”就是“學用結合”。這是一個綱領性的口號，它迅速產生牽一發動全身的結果。

　　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兼收并蓄、實事求是，全是因為經世致用而生發出來的性格。這五條，已經成為湖湘文化的精髓。那么，湘商文化對它如何繼承、如何轉型?

　　2007年9月26日，首屆湘商大會上，由傅軍、張躍、周華松、伍繼延、熊曉鴿、劉習宜、易小迪等18名杰出湘商代表，發表《湘商宣言》：秉承“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兼容并蓄、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優良傳統，著力打造湘商品牌，向世界展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湖南。

　　這次大會對湖湘文化如何延承，如何發揚，如何轉型為湘商文化，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心憂天下”，意味著湘商須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敢為人先”，意味著湘商須擁有更多的創新能力;“兼容并蓄”，意味著湘商須學習更新的和諧理念;“實事求是”，意味著湘商須發揚更強的誠信意識;“經世致用”，意味著湘商須開拓更廣的務實空間。

　　“責任、創新、和諧、誠信、務實”，這十個字，正式被確立為當代湘商文化精神。

　　2011年，隨著湘商文化在中國影響日益擴大，一種新的聲音開始充滿期待：150多年前，湖湘文化催生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20世紀里，湖湘文化又創造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湘政，繼承了湖湘文化精髓的湘商文化，在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時代，又可以創造什么新的奇跡?

　　起點在利，

　　落點在義，升華點在愛

　　湘商今天到底何為?

　　2009年5月，一次洪江尋祖，湘商被正名。同年，在湘潭召開第三屆湘商大會，全國十大商幫領袖被伍繼延召集過來，全體祭拜毛主席。從此，湘商被納入“主流”，排行第九。

　　湘商對湖南人確實是個不小的轉變，因為武力、權力、財力，三者對人的才能要求有很大差別。既有湘商，湖南人信心陡增。湖南可以再創奇跡，刻下一句“無湘不成商”碑銘來嗎?

　　西諺云：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俗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商業要大成，少則需要上百年，多則需要上千年的積淀。湘軍早是如此，人們只看到曾國藩、左宗棠一夜之間崛起于草野，忘記從蚩尤開始，湖南蠻子尚武傳統已有五千年。

　　我們再順著經濟的脈線看過去：開啟湖南近代先聲的陶澍，近代湖南人宗師魏源，他們作為湘系經世派的代表，全部將起點落在經世致用上，這是一派很功利很世俗的人。曾國藩當年“攻南京，發洋財”的口號，更近乎赤裸裸。但神奇的是，湖南人最后無不超越了利，他們只是將利作為墊腳石，最后無一不飄到了義的云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義薄云天。

　　湖南土地，血性義氣。血性義氣之人，絕不貪戀小利，所以，舊時湘商，并沒有商業性格的系統積累。或者如洪江古商城，興于一時，遂成化石;或者如湘軍、湘政，無時無刻不在經營天下。

　　今天，湘商的文化基因，打的仍是經營天下密碼。

　　用伍繼延的話說，湘商最大的資本，在由湖湘文化轉型而來的湘商文化。湘商文化概括起來，就十個字：責任、創新、務實、和諧、誠信。體現湖南地域文化獨特的價值觀念，用來指導商業，它就有了靈魂。

　　湖南人知商懂商，但不局限于商;湖南人著眼于利，落點又都到了義。武力與權力，都只會落在義。湖南之義，激勵湖南人強悍、霸蠻、血性，但作用也如硬幣的兩面：既讓湖南哥們義氣，盛產黑社會;也讓湖南人只認真理、自由，敢為天下先。

　　在商會如云的當代中國，湘商如果丟掉了“義”，則從根子上斷了湖湘文化臍帶。湘商如果棄義為利，跟在其他商幫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五百年內能否跟上人家步伐，尚不可知，而且即使跟上，也毫無意義。

　　但今天湘商之“義”到底怎么定位?它既不是軍事的殺戮之義，也不是政治的戰略之義，而是財力的經營之義。財力經營之義與武力殺戮、政治戰略之義雖然目標相同，但道路殊異，如何去找到財力社會背景下經營的義路?是當代湘商需要探索的事情。

　　中國未來可以預見地走進公民社會，現代企業制度、西方契約精神、當代公民意識，都將在中國落地成長。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決定中國文化無法完全西方化，人文也永遠不可能技術化，這種獨特的社會形態，注定“義”有著不可取代的價值。

　　眼下，中國傳統的價值，正在遭遇碰撞，基本碎片化，而新的價值，遠沒有形成，在這樣一個價值真空的時候，資本正在銹蝕著一切。湖湘之義過去既可收拾亂世，今天必能引領治世之人心。所以，即使中國商人走出了“無商不奸”的陰影，但商業的小利、私利、團體之利、集團利益，都是社會公害。當然，財力社會如何避開武力社會與權力社會的價值慣性，重新用行動寫出“義”，這個重大的歷史擔子，恐怕會落到下幾代新湖南人身上了。

　　湘商起點在利，落點在義，升華點在愛。商業有界，大愛無邊，那里有湘商的未來。 (-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