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世界導刊】選擇管理者的依據是什么?條件是什么?什么人能夠被稱為“將”?自古以來，包括現在的很多企業選擇管理者的條件，其實都沒有跳出《孫子兵法》的“為將五德”。

　　《孫子兵法》第一篇里，開宗明義地說：“將者，智、信、仁、勇、嚴。”在《十一家注孫子》中，梅堯臣對于“為將五德”的注解最有意思，他說，什么叫智?智能發謀，出主意;什么叫信?信能賞罰，賞罰必信;什么叫仁?仁能附眾，因為你這個人做得仁，老百姓才擁戴你;什么叫勇?勇能果斷，作決策堅定;什么叫嚴?嚴能立威，把你的威信樹立起來。“五者不備而能成大將者，天下未之有”，這五點都是要具備的。

　　孔子說：“喜歡學習就接近了智，努力實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恥就接近了勇。知道這三點，就知道怎樣修養自己;知道怎樣修養自己，就知道怎樣管理他人;知道怎樣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樣治理天下和國家了。”

　　智能發謀

　　智，孫子把它列為“為將五德”之首，可見其要害。智，代表了一個領導人的腦力、思維能力，是一個領導人所有知識經驗集中積累的結晶，也是其分析判斷能力、綜合歸納能力、發現問題能力等一切思考水平的綜合體現。

　　企業家的“智”首先體現在：無論事物多么紛亂復雜，無論來自周圍的意見多么眾說紛紜，他依然能夠透過現象，清晰而明確地認清事物的本質。

　　比如格蘭仕的梁總，無論外界怎樣把格蘭仕說成“價格屠夫”，他毅然決然地九次舉起價格砍刀。為什么?因為他始終清醒地認識到制造業的本質規律，那就是：大規模制造是以大規模銷售為前提，銷售的節奏與速度制約生產的節奏與速度。因此，與其說價格戰成就了格蘭仕，不如說是高超的企業家智慧成就了一個格蘭仕神話。

　　其次，企業家的“智”還體現在：化危機為轉機，話腐朽為神奇。沒有一家企業的成長道路是一帆風順的，也沒有一家企業不是在無數次的挫折、失敗以及慘痛的跌倒之后重新站立起來的，如何能夠在逆境之中屹立不搖，如何能夠讓企業經受住九死一生的考驗?這里凝聚了企業領導人所有的深思熟慮與足智多謀。

　　那么，企業領導人如何能具備高屋建瓴的眼光與智慧呢?

　　毛澤東說領導工作，千變萬化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用干部，二是出主意。什么叫領導?就兩條，用好干部，出好主意。但是要出好主意，智能發謀，你怎么才能出主意?我看還是孔子講得好，“好學近乎智”——到位!一個人愿意學習，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那么這個人就離智慧不遠了。

　　所以我總結做企業，永遠就是兩個字——沒好。你剛把員工搞穩妥了，銷售業績又出問題了;銷售業績剛搞好，顧客服務那邊又出問題了……所以，做企業永遠是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永遠就是兩個字——沒好。

　　你誠心誠意想把企業經營好，不管你過去是不是MBA畢業，是不是EMBA畢業，統統不重要，即使沒讀過書也不重要，關鍵你是不是誠心求之。我誠心誠意想把企業搞好，雖然可能不一定做得到，但也不會離目標太遠。為什么?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女人是先學會如何生孩子再嫁人的。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先學會如何當好企業家再來做企業的。毛澤東說，讀書是學習，使用更是學習，所以我們的學習方法就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實踐每天向你發出信號，提示你趕快來學!

　　前面也提到，教就是最好的學，所以做領導的一定要以身作則，自己先學起來，自己先做到了好學，才能智，才能找到智慧的人。

　　信能賞罰

　　子貢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糧食充足，軍備充足，老百姓信任統治者。”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那么在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那么這兩項中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么國家就不能存在了。”

　　在這個故事里面，孔子的話與今天的微觀經濟學是驚人的吻合。

　　亞當·斯密創建了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命題就是人的行為受預期的影響，所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人民公社時代，黃土高坡有個生產隊，生產隊里邊年年種樹，年年都不活，可是公社社員家里的樹都活了，于是公社的書記得出了個結論：只有私人的東西，大家才愛惜。

　　于是公社書記召集大家開了一個會說，今天我們把公社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樹全部分給社員們，你們好好種，將來這個樹長大了，賣果子娶媳婦生孩子，好不好?好!鼓掌通過了，興高采烈。

　　結果第二天，農民朋友把屬于自己土地上的樹全部砍掉了。

　　第三天書記非常憤怒，可惡!土地分給你們都不好好種，于是又把土地沒收回來了。

　　為什么農民朋友把屬于自己土地上的樹全部砍掉呢?這不就是微觀經濟學解釋的人的行為受預期的影響嘛!

　　社員怎么預期的?他們覺得政策說變就變，趕快砍，雖然這個樹就這么粗一點點，但是貼一鍋餅子的柴火是夠了。

　　第三天公社書記把土地收回來了，社員們怎么說?看看，看看，我早知道你要變，果真又讓我說準了。虧得我砍得快啊，要是再晚一分鐘，連這鍋餅子的柴火都沒了。

　　可見，“信“就是這樣在領導者自己的手中喪失殆盡了。

　　韓非子也說過，“講小信用，大信用也就會逐漸確立起來，所以英明的管理者是在不斷地積累信用中產生的。賞罰不講信用的話，那么法令禁規就無法推行。

　　仁能附眾

　　員工為什么擁戴你?這是儒家講的仁者愛人。“力行近乎仁”，既然知道了對員工仁者愛人，努力去做，離仁字就不遠了。

　　中國古代的傳統哲學告訴了我們“仁”從什么地方開始。《孝經》里面記載了一段，仁從孝開始。孝從什么開始?從愛護自己的身體開始，從愛護你自己開始。干一番大事業讓父母為你感到自豪，孝之終也。所以，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首先孝敬父母，然后到單位里認真工作，最后讓自己在社會上有一個地位。安身立命，仁的開始。

　　今天很多企業家事業有成，虧的是什么?自己。這段時間我感慨頗深，尤其是讀了華為總裁任正非的《我的父親母親》一文后，更是感受深刻。億萬富翁任正非啊!結果呢?任正非給了老爹老娘那么多錢，老爹老娘還要苦哈哈的。老爹是因為不愿意去花那么些錢，所以在冰棍攤上買了一包變質飲料，喝了以后上吐下瀉沒治好，去世了。而他的母親則是在他陪國家領導人訪問伊朗后，說好了回來看看媽媽，母親特別高興去給孩子買菜，結果讓車給撞了。

　　任正非感慨地說，他這一輩子，上對得起國家，下對得起百姓，唯一對不起自己和父母。沒有時間陪父母，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也不在意。

　　這是現實問題，我們很多企業家為了事業犧牲得太多了。

　　勇能果斷

　　德國戰略學家馮克勞塞維茨將軍說，不論多么杰出的參謀，也不能彌補將帥的決斷力的不足。杰克·韋爾奇也曾說過，遲遲作出一個正確的決定，與作出一個錯誤決定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沒什么區別。

　　企業領導者每天都面臨著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就是作決策!然而市場往往不會給你足夠多的時間和足夠多的信息，而你還必須作出決策。有經驗的企業家提出：只有四成以下的把握就貿然行動的，往往已經錯失良機;事實上，只要有六成的把握就必須作出決策。因此，作決策需要果斷。

　　企業家的“勇”首先體現在決策能力上。他之所以能夠“勇”，是因為他有“智、信、仁”為前提條件：以企業家的“智”為基礎，以企業家的“仁”為核心價值判斷，以企業家的“信”為約束底線。沒有這些，就沒有了“勇”的依據和基礎，俗稱“匹夫之勇”。

　　其次，企業家的“勇”還體現在糾錯能力上。沒有一個人是永遠正確的，也沒有哪個企業永遠只作正確的決定。因此與其把重點放在只能作出正確的決定上，倒不如把重點放在快速改正錯誤上。

　　孔子說，“知恥近乎勇”，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知道這件事是我的恥辱和錯誤，就離勇敢不遠了。誰能稱得上“勇”?張瑞敏!他砸冰箱的事情相信大家都聽過。

　　曾經，我們的汽車制造業用市場換技術搞了二十多年，突然間發現，市場也沒換來，技術也沒換來，現在終于開始“知恥近乎勇”了。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依靠自己。

　　嚴能立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嚴嗎?反省三件事，為人謀而不忠乎?——給老板工作我做到忠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答應朋友的事都辦了嗎?傳不習乎——老師教給我今天學的我學了嗎?

　　不但要對自己嚴，而且要對員工嚴。對員工嚴講的是什么?叫罰必，就是法家的精神。“罰必”講的是第一要對小事嚴格，所以我們管理企業，尤其應該對那些會引起嚴重后果的小事必須要嚴，這叫“以刑去刑”。

　　子貢問孔子一個問題，他說我讀商朝的法律，商朝的法律有條規定，在大馬路上倒爐灰，就把手砍掉。老師，太苛刻了吧?孔子說這叫懂得治理，倒灰是小事，馬車一過灰揚起來了，引起爭端，會捅刀子死人的，這是大事，所以倒灰是小事，用重刑輕易就不犯了，因為小事都不出了，大的錯誤一定不來。

　　《商君書》里面記載商鞅的一句話，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說，重刑加到小事上去，小錯很容易改，小錯不犯大錯就不來了。

　　“嚴”又指的是無一漏網。正如韓非子所講的，領導人就一雙眼睛，你看不過來的，你不要什么事都盯著。發動現場的人，讓他們互相給你盯著——用法家商鞅的話就是“賞告奸罰連坐”，你揭發他們干壞事，有賞;你們不告，互相包庇一起罰，這個辦法是有用的，發動現場的人是非常有效的。

　　管理者要做到無一漏網一定要發動離現場最近的人，“有目不以視，以天下為己視;有耳不以聽，以天下為己聽”。(本文摘自張利、林天所著《國學解碼商道》)(-最權威最專業的鞋業資訊中心，)